有中國血統的美國作家劉愛美 (Aimee Liu， 1953—)，十五年前出版了她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書名就叫「臉」(Face， 1994)，描述一位紅髮綠眼的中美混血兒成長於紐約中國城時的疏離經驗。這是一本有關族裔認同與異族通婚的小說，不僅是作者自傳式的敘述，也探討著「臉」──膚色與外貌的族裔特徵──在人際互動的表層之下，所時時激盪起的暗流。

其實，成長於美國的亞裔子女，不也面對著類似的經驗？不論他們在文化與心理上的認同為何，那張不同的臉孔，卻永遠都是被主流社會界定的第一條款。「臉」也因此成為區劃亞裔與歐裔移民經驗的分水嶺──前者有「毫無痕跡」溶入的可能，後者卻無。

然而，「臉」的隱意，也並不只是顯現在他們成長的美國社會，身處於外觀並不突出的亞洲社會裡，這群「外黃內白」的「香蕉」族群，也將因為他們的臉孔，而受到奇異的待遇。

朋友描述美國長大的小女兒，在台北街頭遇到講英文的白人時，立刻生出　「他鄉遇故知」的親熱。那是認同問題尚未複雜之前的天真，使得亞裔子女毫無疑慮地與白人認同。當我自己的兒子喜悅地在台北街頭宣稱：「嘿，我和所有的人都長得一樣」時，我知道那是天真時期的結束， 認同掙扎的開始。

自以為有一樣的臉孔就能混入群眾，當然只是幻想。小時候露出的馬腳是圓滾滾的後腦袋 (中國寶寶躺著睡，美國寶寶趴著睡)，大一點後，則是那一口的洋腔洋調。就算不言不語，也還有洩露天機的肢體語言。那年走在北京街上，兒子就自認為已不著痕跡地成為高大北方人群的一員。我說人家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他很生氣，問我怎麼看得出。我說是你走路的樣子，以及身體占用空間的方式。他還是不信，並且惱怒我如此地澆他冷水。直到一位兜攬遊客生意的中年婦女，用破爛的英文對他說：「馬殺雞小姐，要不要」，他那歸屬的夢想才徹底地破碎。

然而，那張中國臉的意義，等他到中國學中文時，才又展現出了更多層次的複雜性。在黑白黃褐都有的美國同學中，他的中文至少還算中上。然而，洋人學生隨便說一句「你好， 謝謝」，就能換來不絕的叫好與驚嘆，有著中國臉的他，再怎麼咬文嚼字，人家還是皺著眉頭，抱怨他的口音不正。

中國臉所造成的麻煩，也不只是第二外國語的學習，更還牽扯了是他們母語的英文。在中國的洋人──包括英文根本不是母語的歐洲人，隨便就能以教授英文維生。亞裔美國人，卻因那張臉孔，而失去了母語的徵信性。兒子一位出身常春藤名校的華裔女同學，就在應徵英文家教職位時被辭退。中國家長說他們要一位「真正」的美國老師。

白人朋友的兒子拉比，也在中國累積了不少和「臉」有關的經驗。 有一次，他和朋友到餐館吃飯，侍者卻只對著朋友群中唯一的亞裔臉孔說話，偏巧那位韓裔同學的中文最差，根本不能會意。其他能說標準中文的白人同學紛紛助陣，侍者卻不為所動，依然堅持要與唯一「正確的臉孔」說著完全沒有回應的中文。

在不同族裔通婚日頻而混血人口也激增的今日，「臉」的定位因為出現變數而必摻入主觀的猜測與假設，其中的自以為是，有時也能衍生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結果。

幾年前帶著三個兒子到中國旅行，經常有人對著我那位中美混血的繼子講中文，卻對兩個有百分之百中國臉孔的弟弟講英文。我們對此極為困惑，有機會澄清後才了解，面對繼子那張不能定位的臉孔，多數人居然不約而同地決定他是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

比起劉愛美小說出版的十五年前，族裔的「刻板」印象，雖然已有了極大的鬆動，但是人們對「臉」的狹窄聯想，卻仍基調未改。那份固執，也將在全球化的浪潮裡， 繼續製造出屬於21世紀的幽微變奏。

(世界周刊, 2009-11-14)     

最近連續邂逅了幾位醫生轉業的倫理學家──正在閱讀的「智慧的開端」(The Beginning of Wisdom, Reading Genesis, 2003) ，作者卡斯 (Leon Kass)是醫生。參加本地華盛頓大學「倫理與道德價值」座談會，主持人也是醫生。而新近結識的朋友巴克，又是一個由醫學轉向哲學的例子。

其實，因行醫而關切倫理問題，也是極為自然的現象。醫生倒底是一個經常面要對死亡的行業。西塞羅 (Cicero, 106BC-43BC) 曾說：「所有的哲學探討，都在學習如何面對死亡。」而人類種種的「大哉問」，又何嘗不是源自於面對死亡時的困惑與恐懼？

前幾天，在巴克家的餐桌上，我們就談到了「生命終期」的問題。巴克認為現代醫學最大的錯誤，就是將「戰勝死亡」視做醫療行業的終極目標。死亡是所有生命的必然結局，怎有被「撃販」的可能？以「戰勝死亡」為動機的醫療哲學，不但容易導致對生命品質的輕忽，更迫使從業人員一再面對「失敗」的打撃。巴克　認為，只有將生死視為不可分離的環節，醫學才能擺脫以延長壽命為唯一指標的狹隘取向，而在「生命品質」與「延長壽命」兩者中找尋到一個適宜的平衡點。

他以自己的母親為例。因為曾清楚地交待不願被「插管」急救，她才得以尊嚴地走完人生道路。然而，就算病人曾留有清楚指示，家人卻常因為社會的壓力 (怕被指為不孝)，以及醫生一意要延長病人壽命的醫療策略，而使病人承受沒有必要的痛苦。這是社會普遍欠缺理性對待「人生終期」問題的表徵。美國最近健保辯論就彰顯了這樣的現象。任何「生命終期」的字眼，都能觸動群眾歇斯底里的神經，從而製造出一無事實根據的謠言與陰謀論。

人對死亡的態度也反映在葬儀工業利潤的興衰裡。慎終追遠本是人類文明的重要儀典，提供這項服務的行業，當然應獲得該有的報償。但不可否認的是，葬儀工業的基石，卻的確是建立在操縱人類面對死亡時錯綜複雜的感情之上。比如，多數人都有「不得不」購買最昂貴棺本的壓力 (否則就是對死者不敬)。巴克卻認為，尊重死者可能的意願，是此種決定的唯一指標。所以他曾在殯儀館人員的白眼下，為父親選擇了一口99元的棺木──「不是我要省錢。如果選了5000元的，我一生以節儉為傲為老爸，鐵定會氣得敲著棺蓋，吵著要出來。」

我說其實還有更便宜、而且根本不需棺木的埋葬方式，是那天早上在ＮＰＲ聽到的。在一節命名為「要棺木還是不要棺木？」的專訪中，佛蒙特大學的生物學家漢瑞克 (Bernd Heinrich) ，就提出了自然回收、以遺體滋養其他生物的埋葬方式。他說自己一生以吃食其他生命維生，但願死後能夠回報，以身體的養份滋育一棵樹，一隻鳥，或是一隻狼。棺木只是隔絕自己與大化合一的障礙，純屬多餘！

我能想像自然回收的「潔本」──用火葬後的骨灰餵養樹木等等，但任由鳥獸昆蟲咬噬自己身體的形象，卻遠遠超過了我在視覺上的容忍程度。而這非理性的潔癖，恐怕也只證明了自己對死亡的超越，根本不夠徹底。

相對之下，從前的人對於死亡，反而有著現代人所不及的從容與冷靜。父母親家鄉的人，一過50歲，就買進一口棺木，放在屋厝的後室待用，年年喜氣地漆上一層新漆，誌慶「多」活的一歲。有福氣活活到七老八十的人，入殮時，棺木早被漆得烏黑發光，像漆器一般堅實。有能力買好棺木的人，心安地等待死亡，一無恐慌。族人日日走過棺木，亦無忌諱之心，孩童更習以為常地在棺木之間玩著捉迷藏的遊戲。生與死，老與少，和樂並存，有著花開花謝的詳和與自然。

輕易可以活過50歲的現代人，卻反而無法正視死亡了。在一心要「戰勝死亡」的患得患失裡，死亡不再是自然演化裡的必有過程，卻成了人類徒然想克服、卻永遠不可能克服的頭號敵人。

(世界周刊, 2009-11-7)        

剛從台灣來到美國的人，恐怕都曾對效區無人的街道，生出直覺的恐懼。 與萬頭攢攢動的台北街市相比，這些清冷的巷道，似乎空盪地響著鬼魅的回音。但這忐忑不安的直覺，卻也並不一定只是主觀調適上的差距，因為郊區隱私的窗帘後面，有時還真埋伏了偵視的眼睛，窺探著稀有行人的一舉一動。

多年前父母來訪，為了維持晨間散步的習慣，也就風雨無阻地在社區無人的巷道上來回健行。在這只有一家亞裔住戶的社區裡，他們立即成了雙重的稀物──少數的族裔與少見的行人，也不知道吸引了多少窗帘後面觀看「奇景」的眼睛。

他們回台不久，我就在散步途中，被住在兩條街以外的一位鄰居太太攔下。她穿著睡袍從屋裡跑出，衝著互不相識的我劈頭就問：

「妳的父母走啦？」

面對這種沒頭沒腦的問候，什麼樣的回應才算妥當？潛藏在她問話裡的所有假設，都是建立在我的少數族裔的身份之上 (不是因為外形，她怎會知道我父母的來去行蹤？) 彰顯他人族裔特徵 (尤其是在第一次見面的第一個問題裡)，絕對不能算是最友善的舉止。倒不是我吹毛求疵地講求「政治正確」，只是她這僭越的故做熟稔，隱隱散放著一份令人難安的侵略性。我冷淡地說父母已回台北。咬緊了舌頭，不去質問「妳知道我父母是誰？怎麼知道他們來？又怎麼知道他們回去？」

對於我的冷淡，她卻毫無察覺，繼續興沖沖地與我交談。

「妳的父母好可愛啊！」(她用的是那個泛濫成災的 “cute” 字 。)

「我每天看見他們走過我的屋前，每一次，每一次喲，我都注意到了，妳的母親永遠、永遠是走在妳父親的後面，而且總是保留著三到四步的距離。」

她興奮地說著，像是一位自認答對問題而等待稿賞的小女孩。幾秒的困惑之後，我才了悟，眼前這位女人以夢囈聲音敘述的，原來是她一廂情願地想像出來的東方故事──卑微的女人，頷首低眉地跟在男人後面，亦步亦趨地踩著他所踐踏過的泥土，從來不敢超前一步。每天如此行經她窗前的我的父母，正完美地為她應證了這則極富異國情調的東方傳奇。

我並不反對東方女人走在男人後面，也不反對西方紳士走在女人後面。令我懊惱的是，她堅持描畫的東方女人，根本就不是我的母親。

我禮貌地說：「妳搞錯了，我母親絕對不是妳想像中那種順服的東方女人。她個性獨立，是家中首腦，父親事事都得與她參商。而且，並不是每一個東方女人，走路時都一定是跟在丈夫後面的。」

「可不是嗎？」她擠眉弄眼地笑著說，完全沒有聽進我說的話，眨巴眨巴的一雙眼睛，更早把我打入了狡辯孩童的陣營，說的話都不能當真。

我想起小的時候，母親經常因父親走得太快，而氣得站在原地不動，一直等父親發現後走回原路向她賠過小心，她才肯再度攜手同行。但我有必要向這女人提起這些往事嗎？她既然不願放棄那個「可愛」東方「小」女人的刻板印象，我就算說破唇舌，她也絕對不願相信母親走在父親後面的唯一理由，只是因為他的腿長，她的腿短。

其實，所有的偏見不都是如此嗎──撿選符合自己意見的例證，卻摒棄其他同樣存在的事實？有種族偏見的人，一讀到黑人犯罪的新聞，就洋洋自得地把自己的偏見升格為真理，卻從不願正視違逆己見的有關黑人的正面報導。白人犯罪，是張三或李四的錯，黑人犯罪，卻成了黑人全是罪犯的證據。

雖然不能改變這位太太的偏執，我卻絕對不能讓自己成為另一個東方小女人的版本。從此立下家規，在外行走時，嚴禁丈夫走在我的前面，尤其是在那個女人的門口，因那窗帘的後面，總有一雙狩獵的眼睛，等著獵取餵飽個人偏見的獵物。

(世界周刊, 2009-11-2)

第一次讀到的報導，有大字標題，而且排在頭版。那時卻對「燒炭」兩字有說不出的困惑，明明是恐怖的死亡紀事，讀來卻像某種精緻的日本料理。後來聽人解說，才知是源起於香港，自殺的人先把門窗封緊，再在斗室中燃起炭爐， 不消幾分鐘，就人事不知。沒有創傷，沒有流血，是十分乾脆的了斷方式，也成為大都會人自絕方式的首選。要執行全家集體死亡，「燒炭」更是最有效率的方法。

可能是太有效率了吧！這類悲劇竟一發不可收拾，從數年前讀到的第一個報導起，每次回台，都碰得上數起如此的事件，不同的是，經年的反覆發生已削弱了新聞的聳動性，而由大字的頭條新聞，轉為小字的社會軼聞。

多數的案例都與經濟相關，當事人在破產的窮途末路裡，決心帶領全家走上不歸之路。我手頭上雖然沒有確切的死亡人數，卻清晰地記得某立委在兩年前提出的比喻。他說該年台灣因經濟困境而自殺的人數，超過了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的傷亡數字。那時，伊拉克的死傷數字已近三千。

令我低徊的是，這三千人數，包括了多少被迫伴隨父母走上黃泉之路的孩童？也因如此的思索，「舉家燒炭」的新聞總使我掉入哀傷的深谷，使我情不自禁地想像著那些孩童的最後時刻。對於將屆的死亡，他們有多少知悉與了解 ？在失去知覺的前一刻，他們心中充斥的是什麼樣的情感？是恐懼，是憂傷，還是接受？ 在大人善意謊言的欺瞞下，他們是否以為一切只是一場遊戲，可以輕易地被註銷還原？直覺也可能使他們猜到事情的真相，而做著徒然的抗拒？有的可能企圖逃跑，當他們絕望地撲打著緊鎖的大門時，父母卻漠地點燃了釋放一氧化碳的爐火．．．。

一件慘案裡的十五歲兒子，屍首趴在窗邊，放在窗櫺上的雙手，是他最後逃亡不及的手勢。而這悲涼的手勢，也使我在哀傷之外，生出憤怒。都十五歲了！為什麼不放過他呢？ 對於這位已稍具謀生能力的小孩，父母不放心的託辭，叫人難以信服。哀悼中，我多麼希望這位在炭火點燃後才敢企圖逃生的青年，能多有一份西方少年的叛逆，而少一份中國兒女的順服！也只有如此，他才可能存活。

這些隨父母一起殞滅的孩童，應被列入自殺還是他殺的統計數字？父母如果自殺未遂而倖存，是否應被受法律制裁？ (八十年代，美國加州一位因丈夫外遇而攜子自殺的日裔婦女，最後就因兒子淹死自己倖存而被控謀殺罪。)

在台灣層出不窮的報導中，我卻從未讀到任何對父母行為的質疑，更不用說道德譴責了。這當然是一種對死者的厚道──人都慘死，何必再予責難？但是，在全家燒炭的悲劇已蔚為風氣的社會裡，沈默卻是危險的默許，散發出「理所當然」的道德冷感，使無能維護自己生命的兒童，繼續無言地被推向死亡。

在子女「屬於」父母的文化價值觀裡，打破沈默尤有它的重要性。一個不尊重子女獨立生命與自決權利的文化，往往不經思索地就以「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的迷思，將父母的行為合理化──父母只是為了「保護」子女，害怕留在身後的子女無法存活，所以決定「死路」是比「生路」更好的抉擇．．．。

但是孩子有沒有選擇存活的基本權利呢？社會輿論若不能做他們的代言人，適時地提出批評與質疑，將子女視為「附屬品」的生養父母，更認為生命既然是他們所給，也儘可隨他們拿取。

我平日對反墮胎合法者的激烈手段十分不以為然，但當全家燒炭如瘟疫般蔓延時，反墮胎者所主張的「未出生嬰兒也是獨立生命」的概念，卻有著極度的相關性。 殺死未出生嬰兒都是謀殺，攜幼共赴黃泉，不就是更嚴重的違犯生命的暴行了？

(世界周刊, 2009-10-25)

在觀光、傳播與娛樂事業的催化下，偏遠的弱勢語言逐漸被主流語言取代。根據語言學家的預測，世紀結束前，世界現存的六千多種語言，將有90% 徹底絕跡。這不同語言數量的急速遞減，倒底是夷平溝通障礙的一種進步，還是泯滅人文記憶的喪失？

以語言統一為念的人必然相信前者，他們認為相異的語言匯流合一，便利資訊傳送，也有助於社會的發展進步。幾個星期前，我與一位印度朋友就談到了這個問題。我描述上世紀的九十年代，在同文同種的香港，自己必須以「書寫」方式與計程車司機交談的現象。她卻羡慕地說，中國至少還有統一的文字與眾所認可的「國語」，印度的語言不但紛繁，且背負著種姓制度的包袱，除了殖民者留下的英文之外，根本無法建立任何能被多數人接受的「共同語言」。也因這項語言隔閡的挑戰，她對印度漸興的經濟潛力能否修成正果，存著極為悲觀的態度。

如此說來，世界語言數量的驟減，既然便利人類的溝通與發展，應是值得慶賀之事了。然而，在「世界漸成一個村落」的潮流裡，質疑這種價值觀的聲音卻四處響起，而保存瀕危語言的努力，也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中展開。語言學教授哈里遜 (K. David Harrison) 在「當語言死去」 (When Languages Die, 2007) 這本書中，娓娓道出了瀕危語言為何需被保存的原因：「當我們失去一種語言時，我們所失去的，並不只是一套語彙與字句，我們所失去的是人類在悠長的世紀之中，對時間、季節、動物、花種、數學、地理、神話、音樂、未知、以及生活所做的思維。」

有雙語經驗、並曾對不同語言做過比較的人，大概都能了解這段話的意思。語言並不只是內斂的象徵符號，它亦彰顯著一個民族如何思索與組織萬事萬物的方式。比如，中文所沒有的英語動詞變化──表示時間的時態、表示主受格語態、表虛擬語氣的動詞格式，就顯示出兩種文化思考「行為動作」的不同格局。而做為西方哲學骨幹的 “be” 動詞，在中文裡卻可有可無，也暗示出兩種文化定義「存在」的不同取向。

思維的意義之外，語言更載負著情感的重量，它是個人──尤其是屬於少數族裔的個人──認同的基石。華爾街日報幾天前就有一篇專文，報導中國境內的滿族，在漢文化的籠罩下，如何發起重振滿文的運動。然而，像復興滿文這種逆轉時勢的語言運動，是否將成為干擾「進步」的阻力？倒底，有不少人像我的印度朋友一樣，相信語言的統一，是中國與印度這些發展中國家能否成功的關鍵。

但是，「獨尊」官方語言的策略，又真正能夠消除誤解達成統一嗎？歷史顯示的，似乎是相反的證據。以語言統一達到政治統一的途徑，永遠充滿著荊棘與陷阱。國民黨在台灣實行的「推行國語運動」是一個例子，中國在西藏與新疆的「漢化」政策，又是另一個例子。這些「統一」語言的努力，不但沒有促進了解與溝通，反而造成了更深的分化。世界政場亦然，強勢語言的普及，並沒有減少不同文化之間的衝突。所以，語言的隔閡，也許並不是引起衝突的真正原因，引起衝突的真正原因，是更基本的、人類對容異的無能。

語言的成長消亡，是自然演化的結果，也不是人力所能挽住的狂瀾。瀕危的語言，如果不復被人使用，就算保留下來，也只能是毫無生命力的文物。沒有生命力的語言，是否還能被稱為語言，又是否有被保留的必要？

對此，我沒有答案，也永遠充滿著矛盾。雖然徹底地信仰語言的自由演化，並反對任何政治與人為因素的介入，但在情感的深處，我卻無法不悲悼任何一種語言的消逝。那一頁人文記憶的湮沒，不但不是值得鼓吹的進步，反是值得悼亡的流喪。    (世界周刊, 2009-10-18)

紐約時報上星期傳送最頻的文章，有個十分醒目的標題：「父母的『我愛你』 其實是『聽我話』」(When a Parent’s ‘I Love You’ Means ‘Do as I Say’)。文章的插圖也很精彩：父母手捧的紅心，被畫成提線傀儡戲的道具，線端耍弄的，正是那個軟弱無助的孩子。

這樣的圖文，真叫為人父母者驚心！多數父母雖然都有用愛做武器以制約子女的紀錄，卻沒有多少人願意承認自己是在操縱子女，更有人會用「都是為子女好」的名目，為自己有「條件」的親情辯護。

中國父母尤然。將愛建立在條件之上，本就是通行於中國的育兒方式，「要乖才愛你」、「考一百分才愛你」、「不聽話就不愛你」更是社會慣用的語彙。不用說「無條件之愛」的概念根本不存在，父母師長更理所當然地把愛與優異成績或良好行為掛鉤，積極地灌輸愛是需要努力「爭取」的觀念──只有「有成就」的人，才「值得」被老師與父母疼愛。於是，我們循規蹈矩以贏得父母的愛，考好成績以贏得老師的愛，修維才藝以贏得異性朋友的愛．．．我們從來「不敢」相信，有人會「無條件」地愛著「本色的自己」。

西方的父母也不見得都能無條件地愛自己的子女，但那概念至少時時出現在有關愛的討論之中，也明顯的是多數人意欲達到的理想。在深受基督教影響的價值體系裡，愛不應有任何計較，又怎能有先設的條件？有條件的愛早已不是真愛，而必須以「成就」換取父母之愛的子女，自然也就有了不曾「真正」被愛的感覺──父母愛的不是我，是我的成就。

「條件」之愛，通常有正反兩種變奏。「聽話才愛你」，是以愛的「施予」做為正面的獎勵，「不聽話就不愛你」，則以愛的「收回」做為負面的處罰。後者的壞處，已被多數人接受，心理學家也一再強調，「不愛」的威脅，除了傷害子女的心靈之外，根本沒有改變行為的效果。然而，看來積極的「聽話才愛你」，卻也有負面的影響，並被不同的心理實驗證實。2004年的一項研究結果就顯示，以愛做為獎勵的方式，雖有短程效果，卻會留下成長程的心理創傷。

參與這項實驗的100多名大學生，雖都曾「聽話」地依照父母的意思行事，但也都認為父母的愛是「有條件」的。這種感覺不但使他們對父母生出反感，也使他們對自己的成就失去歸屬感──成就既是來自「內在壓力」而非「自由選擇」，他們也就難從其中得到任何的快樂與滿足。

然而，要使子女感受「無條件」之愛，亦並非易事。除了純正的意圖與愛的言辭之外，父母更必須誠實地向子女說明自己的期望，給予子女最大的自決空間，並隨時以子女的感受為念。

最後這一點，對我尤有深義。因為就是透過孩子的感受，我才對「無條件之愛」有了切身的了解。

兒子上高中時，我們有一天在他的房間裡聞到了香煙味，怕他染上惡習的焦慮，使我們反射性地退化到「傳統」的教訓模式，沒問清事情的真象之前，他爸劈頭就說：「你如果抽煙，就不要住在這個家裡。」這種「不聽話就不愛你」的威脅方式，顯然不是我們平日教導兒子的方式，難怪他一無招架之力。他的臉色立刻轉白，少年男子的強悍面具也頓時瓦解，眼淚從睜大的眼睛中汨汨流出，他非常傷心地說：「抽煙就不愛我了？但是你們就是吸毒，甚至販毒，還是我的父母，我還是會一樣地愛你們。」

在他「無條件之愛」的示範以及「有條件之愛」的傷害裡，我們除了慚愧地上前抱住他外，還有什麼多語的資格？真會因為抽煙就不愛他嗎？當然不會。那又為何要陷入操控的陷阱，以愛來威脅他就範？這樣的策略，也許能在短期內達到我們所要的目的，但它所損毀的，卻是更珍貴的子女對被愛的確定。

(世界周刊, 10-11-2009)

我婆婆年輕時是個出名的美女。她在上海照相館裡拍攝的照片，經常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在街頭的香煙盒上，想必是照相館老闆為賺外快而出賣美女照片的結果。她也不以為意，照片廣為流傳，只是證明自己的美麗，對年輕女子而言，又還有什麼比貌美更令人雀躍的事？此外，在上世紀的三十年代，「所有權」的定義，完全是建立在「實物」的範疇裡。擁有照片「實物」的照相館老闆，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有權處理那些相片的「物主」。至於「隱私權」，或是「影象所有權」這些沒有形體的抽象概念，不但毫無法律意義，也根本不存於一般人的意識之中。

七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已成貿易大國，但是有關「非實物」──理念構想、專業知識、藝術創作等──所有權的定位問題，卻似乎依然停頓在上個世紀的原始況態中。無怪乎，「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爭議 ，一直是中美貿易談判裡最為棘手的問題。

中國違反版權，任意複製美國電影、音樂、設計以及軟件的現象，早是眾所熟悉的國際貿易景觀。網路與電子科技的快速發展，更提高了這項「海盗工業」的效率與速度。才在美國上市的ＤＶＤ、ＣＤ與時尚設計，立即就有海盗版在中國市場同步出現。

而這種漠視知識產權的態度，除了是欠缺守法精神的表現，也與停滯在上一世紀的、以「實物」為基礎的經濟價值觀有關。換句話說，一般人仍然無法直覺地認可「非實物」在經濟上的價值。比如，羞於向醫生朋友借一碗米的人，卻能心安理得地向他討教健康問題，因為令人有「欠負」感的，是有確切經濟價值的物件 (一碗米)，而不是沒有確切經濟價值的資訊 (醫學專業知識)。

也就因為不能認可「知識」與「理念」的經濟價值，從事盗版的人，也從不把自己的行為與「道德操守」掛鉤。他們雖然模糊地有著違反規則的意識，但在心理底層，卻絕不認為自己是不道德的。

 「我又沒偷『東西』！」的理直氣壯，甚至還可以曲折地演變成慷慨激昂的姿態。最近，我們就目睹了這種驚人的發展。

面對美國微軟公司層出不窮的抗議，軟件盗版人決定以攻為守，先發制人地提出有攻擊性的說辭。他們以扭曲的邏輯，搬出洋人曾經偷取中國寶物的歷史陳蹟，做為盗版的藉口──他們「偷竊」的是我們的文物 (實物)，我們只不過是「複印」他們的軟體 (非實物)！在「盗版有理，拷貝無罪」的呼聲裡，他們更把偷盗「洋鬼子」軟體的行為，抬舉成了洗雪國恥的愛國行動，大言不慚地為海盗版冠上「愛國版」的光榮稱號。

一位在香港從事軟體工作的朋友說，人人競相「愛國」，使用「愛國版」的，下至市井小民，上至負責執行版權保護法的政府機構。

指鹿為馬以重造現實的創意，似乎是中國社會最具才份的所在。實行的明明是最徹底的資本主義，卻偏要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明明是偷取別人的知識財產，卻偏偏要美其名而說是愛國雪恥。以歷史證據撐腰而能名正言順地「以盗制盗」，恐怕也是只有在中國才見得到的現象，亦不愧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偷竊行為」了。

其實，死不認錯還把矛頭指向他人的態度，最終傷及的卻是自己。中國如要走出廉價製造業的經濟模式而成為一級經濟強國，就必須仰賴新的理念與創意。然而，無法完善保護知識產權的社會，如何能培育新理念的滋生？ 有創新理念的發明家與設計者，又怎會願意在一個沒有法律保障的社會裡，研發他的產品？

所以，真正的愛國版，不是為圖短利而強辭奪理地違背國際合約，真正的愛國版，是以守法的精神，逐漸建立社會對知識理念的認可與尊重。這是發展先進經濟的唯一契機。    (世界周刊, 200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