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孫女十周大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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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位孫女兒於2009年聖誕前夕在德州達拉斯附近的小城出生。她體重雖輕，只有五磅多，但身長、胸圍及頭圍等，都達到一般嬰兒該有的標準，健康正常。她的誕生，猶如聖誕節收到的一個無價之寶禮物，全家為之欣喜如狂。

兒子、媳婦結婚五年。之前，周遭親友不時「關切」詢問：「什麼時候要生小孩？」連我都常被問到：「當阿嬤了嗎？」好在我們都不受「壓力」，以「隨緣」兩字解答各方的關切。如今，兒子媳婦在「準備好了」的心態下，從容迎接他們第一個孩子的誕生。他們自信，未來的歲月裡，可以給予孩子最溫暖、充滿愛心的生長環境。

小孫女的爸爸是我的長子，40年前在台大醫院出生時，體重也只有五磅多，但身長，胸圍及頭圍，也都達到一般嬰兒應有的標準。如今他是一個身高180公分，體重略有超重的大漢。所以，我們現在一點都不擔心小孫女出生沒有胖嘟嘟的模樣。

儘管我有養育三個孩子的經驗，小孫女出生後，我並不干預兒子媳婦的育嬰方式。 時空都不同了，比起40年前，兒子這一世代的人在各方面都能獲得更多的資訊，包括如何養育小孩。媳婦在懷孕期間，除了定期產檢外，也參加醫院提供的各種課程，免得身為﹂新手」的父母，在孩子出生後，手忙腳亂，手足無所措。

除此之外，周遭親友也會熱心的提供許多實務或理論的育嬰方法，其中有一種根據所謂﹂專家」的說詞：嬰兒想睡覺哭啼時，就放他在床上任他哭啼，哭累了自然會睡著。 大人不必一聴嬰兒哭，就急著抱起他。這樣嬰兒會被﹂寵壞」了，以後非得大人抱著才肯睡。

我們孫女兒確有這個問題。出生才滿月，現在全家她最大。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一哭一鬧，牽動著全家四個大人的神經：她爸爸，她媽媽，她外婆，加上我。

我們一聽她放聲大哭，白天至少有兩個大人：她外婆和我；晚上加上她爸媽，共四人幾乎都爭先恐後，衝過去抱她。看她是餓了？尿布濕了？還是只是要引起注意要人抱？

去它的專家說詞！我們怎麼忍心任她躺在嬰兒床上哭得聲嘶力竭，而不去理會她？。過去我常懷疑，人一出生為什麼不是開口大笑？而是放聲大哭？，是預知此後﹂人生旅途艱難」？逆境多於順境？還是另有我至今尚未參透的暗示？

關於人生課題，作家張愛玲在她的﹂流言」一書中曾說過： ﹂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這話於我心有戚戚焉！﹂人生旅途多艱難」，我們無法預知小孫女的未來，但我們可以給予她現在擁有的。在她的嬰兒期，需要的不過是大人不時溫馨、充滿愛意的抱抱，而這又會帶給全家人無比的歡樂，我們何樂而不為？

在中央社服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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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60年代後期，進入中央社國內新聞部(內部組織改組前的「採訪部」)擔任記者。國內部成員當時大概有一、二十人吧，我和黃肇珩是「唯二」的兩位女記者，她比我早進中央社服務。我們聚餐時一定要喝酒，有新進記者來時更要順便「考酒量」。

記得，國內部歡迎我的餐會是在中山堂對面的「山西餐廳」舉行。當天，我喝了八杯紹興酒，也沒醉，只是覺得頭有點痛。

每人酒量的大小並不是重點。讓我迄今印象深刻的是，每個人的酒品，各有千秋。當時，國內部有聚餐時，一定同時邀請總編輯、我們稱呼他「沈老總」的沈宗琳先生參加。只要幾杯酒下肚，回到社內，沈老總常常站上凳子，即席發表「英語」演說；國內新聞部主任彭清平時一幅樸克牌老Ｋ臉孔，不荀言笑。喝酒之後，就慈眉善目，在辦公室晃來晃去，找人搭訕。有一次，我就聽他對記者張繼正說：「你這件小棉襖好漂亮噢！」

曲克寬大概是國內部酒量最差的一位！而且酒後的行為表現，跟他平時「溫文儒雅」形象，大相逕庭。如不是親眼目睹，一定不會相信。有一回，我們在南京東路靠林森北路的一家餐館聚餐，他才一杯下肚沒多久，忽然出拳揍了黃肇珩一拳；餐後，他挾住我一肢胳膊說，「走！我們走路回中央社！」可憐我踩著三吋高跟鞋，不敢反抗，乖乖地跟他從南京東路一直走回松江路報社！

另一回，也是酒後，曲克寬坐在彭清主任桌前的沙發椅上，一再對彭主任說：「想當年，我是中央社記者中的佼佼者，現在你看！我像什麼………。」我們都心知肚明，中央社組織未改組前，曲克寬是採訪部主任(1965年之前改組)。宣佈改組時，曲克寬與其他報社跑外交的記者正在環球旅行採訪，等回國後發現，職務已從「採訪部主任」變為「國內新聞部副主任」；彭清則成為「副總編輯兼國內新聞部主任」。曲克寬成為彭清的得力助手。也因此，每逢有國外特派員缺，特別是好地方如巴黎、美國大城市的缺，因為彭清不放人，反而輪不到他，儘管他也是英文一流。曲克寬第一次外派時，不但比資淺同仁晚，而外派國家是非洲的衣索匹亞，貧窮落後且政治動蕩不安。好像只待了八、九個月，國王就被推翻了，他也打道回府。

于雪珍師大社教系新聞組畢業後，晚我幾年進中央社擔任記者。首次參加國內部同仁聚餐時，用高粱酒乾杯，不知喝了多少杯，還若無其事，令男記者大開眼界。事後，他們以「江湖女俠」綽號稱呼她。但不久，她和後來成為她先生的楊楚光很快陷入情網。從那時起，不論同事如何激將，她滴酒不入。

汪萬里大概是國內部記者中酒量最好的一位！他喝酒的姿勢很特別：拿起酒杯，張開嘴巴，好像直接將酒倒進喉嚨，並沒有經過舌頭嚥下去。有一次，他應邀訪問韓國，用碗和一桌子「阿里郎」拼酒。最後，以擅飲聞名於世的「阿里郎」一個個倒下，汪萬里毫髮無傷凱旋而歸！

國內部副主任胡黎明即使喝得爛醉，腦袋還是清醒得很，不會因此寫稿誤事。聽曲克寬提起，八二三砲戰時，胡黎明採訪國防部軍事記者會，回社時已喝得爛醉，無法提筆寫稿。胡黎明頭扒在桌上對他說：「克寬啊！我說，你記！」新聞內容有一大堆關於砲戰的數字。曲克寬說，他戰戰兢兢幫忙寫完稿，心裡忐忑不安將稿子發了出去。心想，明天如發現中央社的稿子內容與各報不同，胡黎明恐怕要吃不完兜著走！第二天對稿，胡黎明爛醉中所說新聞稿內容，全部正確！

中央社國內部記者那時陽盛陰衰，我們經常有聚餐喝酒的機會，那真是工作之餘最快樂的時光！曾經有人問我：﹂你酒量好不好？」我總大言不慚地說：沒醉過！

昔日中央社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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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擔任中央通訊社記者。在長達11年的工作期間，撇開採訪任務外，在社內最有意思、最感人興趣的事是，聽中央社前輩或資深記者「講古」。

當時，中央社台北採訪政府各部會、局處的記者，由採訪車司機於每天下午6、7點鐘接回社後，7點在社內餐廳一起晚餐。這正是我們資淺記者聽資深中央社人「講古」的最佳時機。他們所講私事、公務都有，內容包羅萬象，趣味橫生。 3、40年過去了，當中有人也已往生，但於我而言，至今仍歷歷在目，恍如昨日。

猶記得，有位老編輯石玉圭先生，因為他在台孑然一身，儘管他當時已經退休了，仍舊住在松江路中央社大樓的單身宿舍裡，每天免費到餐廳吃飯。石老編輯三不五時就提「當年勇」。他說，他擔任中央社「華中八省」(？)特派員時，每一位新到任的省最高長官，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拜會」他這個中央社特派員。因為當時電訊不發達，只有總社設在首都南京的中央社，有電訊設備可通達全國各大城市。中央政府發布命令給省市政府時，也需透過中央社轉交。所以，身為中央社特派員，社會地位崇高，官員不敢不買帳。

在台北才加入中央社陣容的曲克寬先生說，他跑外交時，有一年，駐美大使葉公超奉命返國述職，在松山機場，當時台北各大媒體等著他發表談話。葉公超下機後，眼睛掃過所有在場記者開口問道：「中央社記者在嗎？」曲克寬說，他趕緊舉手應聲。葉公超從口袋裡掏出一紙書面聲明給他，不顧在場其他記者提問，就上車揚長而去。

1950年代，中央社社風還是非常保守，暮氣沉沉。曲克寬是第一位巔覆傳統穿花襯衫進中央社跑新聞的記者。1954年，他台大外交系畢業後，熱衷演戲，曾錄取中影演員訓練班。同期錄取者，有「最美麗動物」之稱的張仲文。曲克寬接到中影演員訓練通知時，服兵役的命令也同時到達。從此，他與演藝生涯擦肩而過；服完兵役後，他先在台美軍顧問團工作，當時月薪新台幣2700元。看到中央社招考記者，報名投考獲錄取。口試時，人事主任問他：「中央社記者月薪只有900元，比美軍顧問團待遇差很多，你為什麼要來中央社？你會做很久嗎？」

曲克寬回答說，美軍顧問團是幫外國人做事，中央社是幫自己人做事；至於會做多久？「那我現在怎麼知道？我還沒開始做呢！」曲克寬一做數十年，曾任中央社駐非洲衣索比亞、韓國索爾(漢城)、日本東京和美西特派員、總社總編輯及副社長等職，直到退休。2001年，在舊金山病逝。他的女兒曲艾玲，倒是進了演藝界。柏克萊加州大學畢業後，她回到台灣，擔任電台及電視節目主持人。

每年9月28日教師節，老蔣總統暨夫人必定在陽明山中山樓，宴請數百位全國優良教師。只准中央社派記者採訪。這是我的任務。當天，從台北中山北路到陽明山，一路上增加憲兵監管。中央社有一輛採訪車是黑色的軍用吉普車，與當時憲兵所用的車輛相同。所以，一路上，憲兵總對我們的採訪車敬禮。我這從未受過軍事訓練的「老百姓」，當然毫無反應。一旁司機則大叫：「憲兵在跟你敬禮啦！」我趕緊回頭一看，憲兵已經在幾百公尺之後啦！

這現輛吉普車還真管用！有一年，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訪問美國後返台，台北沒有一個新聞機構獲准採訪，包括中央社在內。中央社另一位女記者黃肇珩，當天就搭乘這輛吉普車，沿路向負責監管的憲兵搖幌著一般的記者證，大膽成功地闖入松山機場。雖然不能直接採訪蔣夫人本人，但可以描述她回國下機的過程。

我們很幸運地在中央社最「輝煌」的時代，參與或見證了不少歷史事件的發生！

內 蒙古草原上的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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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一直喜歡探討不同族裔、不同文化歷史、習俗，及世界各地景觀。對於「逐水草而居」的蒙古遊牧民族，更是興趣濃厚， 希望有機會見識那「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風光。

2009年8月末，機會終於來了！我們應邀到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參加「草原文明與農業文明」第八屆人類學高級論壇。會後經由主辦單位安排，遊覽了內蒙元上都遺址、錫林浩特貝子廟、呼和浩特大召寺及昭君墓等古蹟名勝。

元上都遺址位於錫林浩特郭勒盟正藍旗金蓮川，是元世祖忽必烈登基之處。1264年，忽必烈就任蒙古大汗不久，就將開平府(建於1256年)升格為「上都」，實行兩都制。此後一百年間，元朝先後有六位皇帝在此登基就位。元上都當時曾與巴黎、羅馬等歐洲大都市，並列聞名於世。

據歷史記載，上都城是由忽必烈的漢族謀士劉秉忠設計建造的，除了體現漢族傳統的城市布局外，也兼顧到蒙古遊牧民族的習俗，是一座富有特色的草原城市。13世紀義大利旅行家馬哥波羅曾在他的「馬哥波羅遊記」中記載：「終抵一城，名曰上都，今大汗之師建也。內有大理石宮殿，甚美。其房舍皆塗金，繪種種鳥獸花木，工巧之極、技術之精，見之足以娛人心目。」根據這段描述，可以想像當時元上都的繁華景象！

忽必烈統一中國後，將燕京(今北京)作為皇城，稱之為「大都」。「上都」的重要性逐漸下降，退居為陪都。元朝實行兩都制後，上都城仍然是元朝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明末戰亂中，元上都被焚毀，只留下一片廢墟。1988年，中國國務院將元上都遺址列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我們參觀時，只見一大片草原的青翠牧草，比我們所看其他地方的牧草茂密。此地據說是內蒙現存不多的原生態草原。如果放牧的話，應該可以顯現「風吹草地見牛羊」的景觀。但如今在這偌大面積的草原上，見不到一隻牲畜。導遊說，因為已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將元上都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單，為了保護遺址不被破壞，現在禁止牧民在此地放牧。

在這「遺址」上，我們見到一塊相當新的白色石碑，碑文說明元上都的「皇城」建築的大小；另在一塊石頭上寫著「大安閣」三字；再看到一些堆砌的石塊，據說是「城牆」廢墟………等。雖然「馬哥波羅遊記」中曾描述元上都當年繁華景象。現在僅憑這三、兩塊石碑、石塊(還不是出土文物)，就據以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我懷疑它能夠順利通過鑑定(中國在1996年就提出申請)。

錫林浩特市北部額爾敦敖包山麓南坡，有個著名的藏傳佛教聖地─貝子廟，是內蒙古四大廟宇之一。因當年主持建廟的是當地貝子巴拉吉道爾吉，且是建在貝子旗，寺廟因此而得名。

貝子廟始建於清乾隆八年(1743年)，經七代活佛六次大規模擴建而成，佔地面積1.2平方公里，建築面積2萬多平方公尺。貝子廟是該廟總的俗稱，它由13座宗教功能不同、但相互毗鄰的廟、殿所組成。每座廟、殿各有名稱，其中有  7座大型殿堂、幾十座小殿堂和兩千多間喇嘛僧房，規模龐大，氣勢雄偉。寺廟建成後，即成為遠近牧民信仰朝拜的場所，香火鼎盛。寺內存有大量反映蒙古民族歷史文化、生活習俗的壁畫，是研究蒙古族史和藝術最珍貴的史料。

在錫林浩特市南207國道30多公里處，有一座名叫「平頂山」的獨特景觀。這裡群山相互依偎，大小排列有序。山坡懸崖陡立，山頂像被刀削過般的平整。大自然鬼斧神工，令人讚嘆！有關「平頂山」有一傳說：當年成吉思汗征戰路過此處休息時，有一匹愛馬跑進深山。為尋找愛馬，成吉思汗揮劍削向群峰，就將這座山峰攔腰斬斷；不過，根據地質實際調查結果，「平頂山」的形成是，百萬年前因火山爆發，造成今日的奇特景觀。

關於「王昭君」，我最早的了解是，一首很多人耳熟能詳的歌。而後得知，她是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名嬙，字昭君。漢元帝時入宮為宮女。西元前33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求和親，昭君自願遠嫁匈奴。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昭君出塞」。

來到內蒙古，知道「昭君墓」就在呼和浩特市南9公里的大黑河畔處，當然不能錯過。昭君墓為人工夯築的封土堆，高33公尺，矗立在一片平疇中，顯得巍峨雄偉。遠望陵墓呈青黛色。當地傳說，每年「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時，只有昭君墓草色依然青翠，因而有「青冢」、「青冢擁黛」之稱，是呼和浩特八景之一。

昭君墓佔地1.3公頃。墓前有平台與階梯相連；陵墓的形制，和漢朝時代王陵相似。昭君墓周遭景色宜人，加上晨曦或晚霞的映照，使得墓地景色時時刻刻發生變化。有民間傳說，昭君墓一日三變：「晨如峰，午如鐘，酉如縱」，為這一塞外古代自願和番的美女的孤墳，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

我們此行也參觀了座落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區的「大召寺」(漢名「無量寺」)。它始建於明萬曆七年(1579年)。大召，明代稱為「強慈寺」；清朝崇德五年(1640年)重修後，定名為「無量寺」，沿用至今。它是呼和浩特建造的第一座喇嘛寺廟。數百年來，一直是內蒙古地區藏傳佛教的活動中心，也是中國北方最有名的佛剎之一。現為中國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清代時，呼和浩特有「召城」之譽。當時召廟眾多，民間有「七大召、八大召、七十二個綿綿召」之說。大召居於明、清著名的七大召之首。大召寺的藏品極為豐富，堪稱大召「三絕」的銀佛、龍雕、壁畫，和佛殿內的各種彩塑、金銅造像、巨幅唐卡、108部甘珠爾經卷，以及宗教活動用的各種法器、面具等，都是彌足珍貴的歷史文物和藝術珍品。

受限於行程安排，我們此行只到呼和浩特及錫林浩特兩個城市，參觀景點時，走的路線也只限於大青山南、北道，不能一窺草原全貌。沿途中，我們體會到了「天蒼蒼、野茫茫」的自然景觀，但並沒有看到所謂的「風吹草低見牛羊」塞外景色。草原上，偶而見到些許羊群、牛隻，但見牧民騎在「摩托車」上趕牲畜，，非常「現代化」；我們所經城鎮之處，看到高樓大廈突兀地聳立在草原上，很刺眼且與周遭景觀極不協調；此外，沿途盡見草原上磚房與據說有四千年歷史的「蒙古包」並立，完全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

「草原是中國陸上最大的生態系統。然而，經歷氣候條件惡化與人類過度的開墾，造成草原沙漠化問題日益嚴重，不僅破壞環境，更危害人類的經濟、健康和生活品質。」參加第八屆人類學高級論壇的多位學者，異口同聲說出同樣的憂慮；自1983年起，中國政府在內蒙實施「草原劃分」，即根據每家人口勞動力、畜牧數量，劃分草原給予牧民自行經營管理。我聽一位黨書記說，這個政策實施至今，到底是好是壞，很多人提出質疑，但迄今沒有定論。不過，由於「草原劃分」，牧民不再需要「逐水草而居」，磚蓋的房屋因應而起，傳統的「蒙古包」反而看來像是點綴，也許它實用的功能還比不上磚蓋的房子。

面對草原漠化日趨嚴重問題，內蒙古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院院長道爾吉教授不諱言他的憂心。他認為，因為漢人大批的湧入，農業及工業文明逐漸取代了草原文明。他說，「現在連蒙古馬都沒有以前強壯了，因為它們被養在牧場內，不能像以往一般馳騁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

之前，我們看到呼和浩特城市建築，就像大陸經濟發展以後許多城市爭建高樓大廈一樣，毫無特色可言。我們無緣目睹內蒙草原今昔的變化，但專家學者已經點明草原漠化問題的嚴重性，指出如再不設法拯救，不久的將來，也許內蒙將名符其實成為「消失中的草原」！

「失落的城市」馬丘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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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聞報導，秘魯有「失落的城市」之稱的 「馬丘比丘」(Ｍachu Ｐicchu)，近日因大雨造成土石流，切斷了這個古城對外聯絡道路，使得包括台灣觀光客在內，約有2000人受困，當局不得不派直升機搭救。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出版的「旅行者」一書中曾推介：人一生中必須參訪的世界上最偉大的古文明，秘魯的印加文化即是其中之一。而有「失落的城市」之稱的 「馬丘比丘」(Ｍachu Ｐicchu)，就是印加文明的象徵。2005年，我在離開職場的第二天，就飛往秘魯，探訪這印加古文明。

馬丘比丘位於古城「庫斯科」西北方112公里、海拔2280公尺處。從庫斯科坐小火車需要三個半小時，下了火車再換乘巴士約25分鐘，即到達馬丘比丘的進口處。1902年，這個印加城堡被Juan Lizarraga、一位住在古城堡外圍的庫斯科居民發現，但直到1911年美國歷史學家賓漢(Hiran  Bingham)無意中探訪到，並公諸於世，這個「失落的城市」才為外界所知。

馬丘比丘地理位置險要，四周群山環抱，城下河流蜿蜒，位於四百多公尺深的

Ｕrubamba河谷之上。從古城全是利用石塊建造的建築物遺蹟，可看到陡峭的石階、花園梯田、祭壇、太陽神廟、皇宮、監獄、民居及完善的灌溉系統、三窗神廟，以及一塊用來作為測量四季和冬、夏至的雕石「Intihuatana」；遺址北面有山路通往傲視遺址的尖山 Huaina Picchu，不過據說山路危險，登山前要先在入口簽「生死狀」，曾有遊客在山路摔下山死亡。

遺址建築群規模之大和工程之精細，遠超過今日人們所能想像。站在廢墟內，目睹這座千年前建造、如今已失落的古城，想像當年的繁華，不由得使人心生敬畏，感到震撼。而實地遊覽馬丘比丘，比單純欣賞它的照片，更能感受它亙古的存在，它的意義，不再只是單純瀏覽一堆石塊建造的古城而已。

馬丘比丘俗稱「天空之城」。據學者專家研究發現，它在印加帝國仍存在的時候，就已經被荒廢了，但它真正的歷史、它的用途，以及何以人去城空，迄今仍無定論。今日所有各種說法，也只是推論，實情如何，仍是個千古謎題。西班牙征服者於1533年打垮印加帝國時，直至1824年結束在拉丁美洲的殖民統治，從未發現過馬丘比丘這個謎城。如今，每天有數以千計的世界各國遊客前來參訪，城堡廢墟內觀光客絡驛不絕，想要找一處好角度獵取鏡頭，背景中總是有不少其他人頭。我們前來探訪的這一天，就碰到一群遠從法國來的老人團，雖然行動危危顫顫，卻個個精神抖擻，在遺址石階上爬上爬下，仔細聆聽導遊的解說，唯恐錯過每一個細節。

對喜愛徒步旅行的人來說，到了馬丘比丘而不去走一趟印加古道，多少會有「入寶山而空回」的遺憾。印加帝國建有龐大的交通網，以便當時帝國各行政區之間能夠聯絡，也方便各方臣屬前來進貢。印加古道以石頭鋪路面，寬度適合三、兩個印加牧人趕一群駱馬畜牧走動。古道遇河流則用繩索做成吊橋通行，有些古道至今仍為當地農人所使用。但令人印象最為深刻、且保存最好的，即是連接庫斯科到馬丘比丘的古道。古道周遭有47種稀有哺乳動物、 350 種鳥類及三百種以上的稀有品種蘭花等。我們搭乘火車從庫斯科到馬丘比丘，總共有三個站，看到不少觀光客背著登山背包在馬丘比丘的前一站就下車了，他們要走印加古道，說不定也在那裡露營 。而要同時探訪馬丘比丘和走印加古道，至少需要兩天時間，第一天住宿馬丘比丘外圍的旅館；第二天才有充分的時間徒步旅行。我們沒有經驗，只訂一天來回的火車票，且沒預訂旅館，想留下來也沒轍。

要走訪馬丘比丘，必須先到庫斯科古城。庫斯科位於秘魯首都利馬東南部1168公里 處，海拔33 60公尺。我們從洛杉磯搭機直飛利馬，接著轉機到庫斯科，從平地到海拔超過三千公尺的高地，高山症馬上出現，頭痛欲裂。因為行前聽一位早一個月前來遊玩的朋友說，她一點高山症都沒有，就沒有準備藥物，第一天夜裡，真正「痛不欲生」，輾轉難眠，還擔心第二天如何能參加當地及周遭的城市之旅。幸虧第二天，在旅遊巴士上，來自馬里蘭州的一對美國觀光客夫婦，看我無精打彩，問明原因，立刻義助二顆頭痛藥，一個小時後，藥到病除，神采奕奕，繼續旅程。

印加帝國鼎盛時期的版圖，相當於今日兩個半的德國。1533 年，西班牙探險家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及其手下受印加人的黃金取之不盡的傳說驅使，揮軍向帝國及首府庫斯科進攻，帝國因此淪亡。利用印加人已有的建築地基，西班牙人在庫斯科建造了地主莊園、教堂和修道院。他們替印加帝國古都換上了一幅新的臉孔，並逐漸把它變成了一座巴洛克風格的主教駐地和大學城。如今，更是世界各地珍惜人類文化遺產的觀光客一生中必訪之處。今日，遊客信步走在市中心周圍的鋪石路面，聽著「 練兵廣場」大教堂傳來的鐘聲在空氣中迴盪著，人們仍能感受到一股殖民地的氣息，當年西班牙人留下的征服遺蹟，在庫斯科古城內，無所不在。

1065年夏天，我自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即進入新聞界工作，至 2005 年退休。一輩子只從事一種職業：新聞記者。已故新聞界前輩馬星野先生，是最令我懷念不已的長官！

政大畢業後，我進入的第一個新聞機構，就是中央社，馬星野先生時任社長。有一天，中山堂舉行一個什麼大會，馬星野先生也出席了。凡是他出席的場合，他都很注意中央社記者的表現，包括穿著是否得體。當天，中央社攝影記者穿著背心拍照，馬星野看了認為很不得體，但他並沒有當場責備。第二天，他在社內宣布，所有的外勤記者，由報社贈送每人一套西裝，女記者沒有規定做西裝，但給同額的錢自行採購衣服。

當時，男記者每人每套西裝是新台幣1300元，我領了同額的錢去買了一件大衣。那時期，一般的薪水都不高，中央社其他部門員工看到採訪組記者有報社贈送的西裝，都很眼紅，但也不敢公開表示抗議，因為馬社長說，「記者出去採訪是代表中央社！」從那時候起，到後來轉戰不同的新聞單位，40年來，我去採訪時總是很注意穿著是否得體！早期台灣社會，職業婦女穿長褲上班的也很少。我在中央社工作的前幾年，冬天天氣再冷，我也不敢穿長褲上班。

馬星野社長任內，還有一項創舉：即利用甄選方式錄用記者。據我所知，中央社在台北錄用記者，原來都是對外招考(也許有人例外)。但在他社長任內，首次以甄選方式，同意政大新聞系、師大英語系和社教系新聞組、台大相關科系，以及世界新專(現升格為大學)應屆畢業生成績前三名者，如有意願到中央社服務，不須經過考試，就可受聘擔任記者。因為有馬社長的這項創舉， 當時錄用了世界新專畢業的劉平遠。他是第一位進入中央社擔任記者的世新畢業生。不過，他工作很短時間就留學美國，現定居舊金山。

中央社首次透過甄選進來的記者群中，包括有：現任中國時報駐華府特派員傅建中、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以及因車禍、不幸英年早逝的前國民黨彰化縣黨部主委賴吉容等。

馬星野社長掌理中央社時，也經常讓中央社記者在外面採訪時覺得很有「面子」。有他在的場合，他一定會把記者找來，介紹給主辦單位或受訪者，並且一定會說：「他(她)是我們中央社表現最好的記者！」一句簡單嘉勉的話，讓記者在外面很抬得起頭來，無形中，也促使記者自我鞭策，努力將工作做好。

另一件事，則令我終生難忘，並且感激馬社長的大公無私。我服務期間，中央社在石牌蓋了員工宿舍，各單位員工根據服務年資、服務成績及職位等，可申請分配宿舍。「國內新聞部」(前身即「採訪組」)夠資格申請者，我應排名第一。可是，社裡另一位高階長官居然堅決反對，認為「女記者結婚了，應該住到夫家去，還分配什麼宿舍！」馬星野社長不以為然，他說，男女記者跑新聞盡同樣的義務，就應享有同樣的權利。我因此得以分配到宿舍，直到離職才退還。

浪跡新聞界數十年，馬星野社長是我所碰到最好的長官之一，儘管他離世多年了，至今仍令人懷念不已！

八達嶺長城遊客如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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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長城、遊故宮、吃烤鴨」，一向是外國政要參訪北京指定的三大項目。美國總統歐巴馬也不例外，在三天訪華期間，從緊密的行程中擠出一點時間遊故宮、登長城(沒吃到烤鴨)。參訪故宮讓他驚艷，表示要帶老婆女兒再來參觀；登長城則讓他展現了「不登長城非好漢」的豪情外，更讓他見識到長城的雄偉，感受到在歷史長河面前，人類是多麼的渺小。

歐巴馬登八達嶺長城，受到中共政府高規格的接待。平時遊客如織的八達嶺，難得一片淨空。除了保護他的特勤人員及中國政府接待官員外，沒有一位遊客。攤販更是消失無蹤。從電視畫面上看，如不是歐巴馬發聲說話，我還以為這位美國首位非洲裔元首是在有長城風景的明信片上。

今年9月，因到內蒙參加一項研討會，會議結束後就到北京遊歷，就像外國政要參訪指定的三大項目一樣，我也要「登長城、看故宮、吃烤鴨」。一圓在有生之年，攀登這個屹立數千年、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中華文明偉大建築的夢想！

話說我和朋友到北京進駐旅館妥當後，看到旅館櫃檯有當地旅遊的廣告單，其中就有「長城一日遊」，遊覽景點還包括：明十三陵等地。收費每人 260元人民幣(包含景區門票、午餐及派車到旅館接送)。

看這廣告單上印的是「中國旅行社」， 不是「野雞」公司。就放心打電話，查證廣告單上所列舉的旅遊景點、收費接送等一切無誤後，當即報名參加。對方說，「明天上午6點就派車到旅館接你們。」「要這麼早啊？」「是啊！還要接其他的客人」。電話那頭回答。

第二天上午6 點才過，一輛老舊的自用小客車來到旅館接我們。跟「師傅」(司機)閒聊下，才知他們跟招攬觀光客的旅遊公司有合作關係。他們24小時待命，等候公司通知接送客人。當天上午車行一、二十分鐘後，到北京某一條街的一部大遊覽車旁，把我們交給導遊報到。小車客飛快離去，再去接其他客人。

路旁就有早餐店。導遊叫我們先去吃早餐(當然自己付錢)。不吃也可以，先上車等其他客人的到來。一看，天啊！我們還是最先到場的旅客。導遊說，7點半才會開車。我們早早離開被窩，匆忙漱洗上車，現在卻要在遊覽車上枯等一小時。

從各個旅館接來遊覽長城的「散客」終於到齊。開車前，導遊開始收錢。事先說明，你報名時說多少錢，就收多少錢，不能爭辯。原來不同的廣告單有不同的收費標準，雖然一車40多人一天的遊覽行程都相同，有人只繳180元，最多的繳280元人民幣。我們算是倒數第二貴的。

我跟歐巴馬一樣，拼老命「爬」了三個烽火台。就像中國大陸其他熱門景區，長城遊客也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烽火台上拍照背景總是一大堆「閒雜人等」，找不出一處可以顯示長城「雄偉」的角度。

更可惡的是，烽火台上都有攤販賣紀念品、招攬拍照。他們任意佔住好的角度不讓旅客自行拍照。「強龍壓不過地頭蛇」，多數人一生也許只遊一次長城，也就付錢了事。我想，能在長城上擺攤販賣紀念品及照相的，一定經過當地政府核准。歐美文明國家的名勝古蹟，絕對不會有這種景像。希望「崛起中的中國」，在觀光產業方面，也能很快跟上先進國家的腳步！

「明十三陵」也是「長城一日遊」的景點之一。十三陵葬有明朝13皇帝、從永樂七年啟用，直到安葬崇禎帝後結束，歷時230多年，是全球保存完整皇陵墓葬群之一，2003年被列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當天導遊只給一個小時參觀其中一個陵墓。然後就帶我們進入一間內有三尊佛像的房間，用很嚴肅地口吻說：「你們要用非常、非常虔誠的心，在這個紅色牌子寫上全家人的名字，佛祖就會保佑你們全家平安。很靈噢！」一個紅色牌子人民幣90 元，有人一時腦袋不清就買了好幾個，花了數百元人民幣。而後發現到處都有這樣的推銷。

參加北京當地「長城一日遊」，廣告單上說的，不可盡信，處處有陷井。連電話中應允的也不可靠。例如「到旅館接送」，「接」有，「送」沒有。錢都賺到手了，行程偷工減料結束後，遊覽車開到一個定點，請大家各自想辦法回去；更惡劣的是，藉口車子要「安檢」，把旅客請下車，帶到珠寶店採購。

其實，也要怪自己的健忘。記得在網路上曾接到一個訊息，題目是：「一位大陸資深旅行社經理對旅行者的50句忠告。」其中一項就是：「不要參加北京當地的長城一日遊」。我竟然忘了這麼重要的一項忠告，結果是「不登長城非好漢，登了長城更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