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馬英九 不靠319
(摘自2010年2 月21日舊文)
支持馬英九總統上台的民眾，對他執政表現感到焦慮不滿者竟然超過半數。其執政績效令一些支持者感到「不但車開得慢，還把手剎車拉上」，以致目前可以聞到剎車的焦味。即使他迄今仍然不斷爭取選票，卻喪失更多選票。
馬政府犯下許多明顯錯誤，諸如：
(一)政權轉移後繼續任用大批沒有奮發向上誘因的前朝綁樁官僚，以致退不了暮員舊習，也引不入人才新機，不但不能推行政黨政治，而且進展緩慢無戰鬥性。再者，馬政府大部份官員不是在選戰中打拚最力或貢獻最多的人士，卻佔有政權轉移後所釋出極為少數的從政機會與資源。在政績不彰的情形下，當然無法服人，也當然會引爆怨忿不平。
(二)藝不高則膽不大，膽不大則「放高怕貓，放低怕狗」。在人事佈局上，沒有雄才大略故無法人盡其才，所用之人以忠厚老實為先，機靈能幹為後；在整體策略上，害怕叛逆與失控，假「完全負責」之名，行「擴權獨佔」之實，從而消滅異己與爭功管道。這種作為，實質上與帝制時代的動機與手法無異。
(三)因循舊制不知溝通，誤以為正直不貪便是好官。殊不知在野者有豐富政經經驗者甚多，又有時間收集與鑽研最新資料訊息，隨時可丟出爆發性議題鼓動風潮，使從政者疲於奔命。因此，在從政領導既缺乏企業執行長溝通技巧，又沒有強大智庫後援的情況下，馬政府始終忙於「急診」而難以提供正常的門診與治療服務。
(四)功臣被否定，重臣被晾乾，老臣搖頭嘆再三。眾人期待解渴吃西瓜，怎奈馬府低頭忙繡花。大體上，馬團隊的硬體容積太小，不足以充份處理複雜的世局政務；軟體的程式太老舊，不能夠快速地應付現代的挑戰。在內憂外患交加下，來自黨內的權力鬥爭與焦慮不平，以及當官比黨重要、商機被斬斷太久、執政民調低下等各項因素影響之下，機會主義者會很快地匯聚成「反馬倒馬」的洪流。
若欲自救，馬團隊可藉知己知彼鑑往知今的方式找出利大於弊的辦法。首先，從劉兆玄內閣的經歷看來，他上任後悚然驚覺所傳承的從政機器老舊顢頇難以向前，必須立刻翻修與紮根並進。然因著力點分佈不當，人力資源不足，再加上不識「弱勢時，三分科學七分藝術；強勢時，七分科學三分藝術」的從政哲學，以致完全以純科學態度治事而大劫難逃。尤其是八八水災來襲時，48小時內所降的雨量猶如一塊面積大如台灣南部，厚度一至兩公尺的大冰塊從天而降，釋出排山倒海的能量，絕非任何先進國家所能抵禦，難怪後果堪憐。此外，李登輝廢省時一併剷除救災應急機制，使台灣一時無法應付這一層次的天災鉅變。其次，接棒內閣的吳敦義，文史功力深厚又熟悉立法院辯駁之術，讓在野黨暫難在嘴皮上佔便宜造勢。他動心忍性素重經營，不走險鋒不創驚奇，小家碧玉暫合時宜。其政治藝術已收確效，科學本事有待觀察，但「看媒體辦事」的方式則容易走火入魔。至於兩岸協商及國際事務的素養與前瞻能力，是他的弱項。再者，蘇起已聰明地選擇在最佳時間退場，一方面大方地承擔起美國牛肉進口的相當責任，另方面順機跳出無人可以妥善處理後遺症的苦海。至於臨危授命的金溥聰，孤臣獨力難回天，苦難還在後頭。若操盤失算或言語不當，會落得以黨領政調派官員以及操縱民選公僕的惡名。
頓然失去陳水扁的金元管道與執政黨優勢，迫使民進黨加速轉型與現代化。最近該黨逐漸轉變成智慧型政黨，其批評語言漸趨論理說教，讓人較難反駁。目前馬英九刻意加速清除國民黨黨產，對民進黨是一項義舉。在過去，馬英九是扁陣營的剋星，阿扁愈是咀咒馬英九傷天害理詐欺賣國，反效果愈大。如今馬英九已完成該階段性任務，接下來人民要選擇的是：「由誰負責下一階段的任務？」
主意人人都有，情勢天天在變，若每人只限兩分鐘發言，作者倒有下列建議：
(一)勤奮學習或腦力激盪都太迂太慢，還有「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的困難。馬總統若能事先妥善安排好三件大事，然後對外宣佈。藉此創造說到做到應驗再三的威望，可令人刮目相看振奮人心。
(二)用人唯才，充份授權；經濟政策，鬆綁為先；國際大事，群策攻堅。讓公僕對人民負責，而不是對「當選人再當選」負責。
(三)多用腦力少用體力，以免體力不繼造成大腦停機。拚命握手、行注目禮或送紅包已拉不到票，只會造成廣告宣傳過度的反效果，一如伊麗莎白香水銷路之下跌。
(四)一年多來台灣政府在兩岸協商的成效，不及20年來全球華人及台商貢獻的百分之一，故不宜誇大邀功。國民黨在大陸有很高的份量及民意支持度，可有助於協商之平等。目前馬總統最能為台灣人民爭取利益的辦法，便是大幅提高他的民意支持率。
(五)319之後無319，可資警惕不可造次。馬總統可藉危機意識淬煉出尚方寶劍，憑真本事躍馬橫戈。
二Ｏ一Ｏ年二月廿一日於洛杉磯 丘福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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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武無腦 打架有罪
立法委員代表選區人民行使立法權。在公平對等的基礎上，每位立委只有一票的權力，而且沒有否決權。
因此，立法院內不許動武打架的理由為：
(1) 製造傷害的現行犯必須立即予以逮捕以保護院內人士身體及生命的安全。
(2) 維護每位立委的代議權，從而維護立委所代表的民眾之立法權。
(3) 使代議民主制度得以正常運作而存活。
很顯然地，動武的立委們誤認為他們的一票有否決權，可以否決所有其他選區人民的權益；動武的立委們也誤認為他們博學先知打架無罪，只有他們才懂得什麼是對的以及什麼是真正的愛國愛民，所以他們必須義無反顧地打架以維持公理正義。
然而，立法院內動武打架，還有一些副作用：
(1) 擁有少數動武高手或打架流氓的黨可以掌控國會。
(2) 少數服從多數的代議制度瓦解。
(3) 立法院將成為消耗全國人民生產力的殘障毒瘤機構。
會在公堂動武打架的人，連成為一個公民的資格都不夠，這種等而下之的敗類不能讓他們為我們立法。我們不須再聽任何立法委員對「立法院內是否應該立刻禁止動武打架」發表見解，我們要求立即立法制止國會肢體衝突並確實執行。立法委員們必須清楚地瞭解，只有在人民確認他們的素質與形象之後，才可能進一步賦予他們擴大監督國政的權力。
二Ｏ一Ｏ年一月廿五日於洛杉磯 丘福隆作
毒化美牛 遺禍無窮
「美國牛肉為什麼可以放心吃」政府一直沒能說出個道理來。因此，傾訴理性與感性的官方解釋被大眾認為是「賣中古車的促銷廣告」，代表官方的蘇起則被政治投機者戴上進口「美國毒牛」的高帽，製造「蘇生殺人」的形象。更糟的是，立法院竟然以「純政治，無科學」的立場為美牛進口台灣修訂法律。
立法院對美牛議題的修法規定為：「包括雖非疫區而近十年內有發生海綿狀腦病或新型庫賈氏症病例之國家或地區之頭骨、腦、眼睛、脊髓、絞肉、內臟，及其他相關製品，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做為贈品或公開陳列。」
首先，為什麼規定「近十年內」呢？這可不是立法委員們洞識天機，也不是世界上有某位科學家做實驗得到的數據，而是學術界一般的推斷而已。學者們認為：1986年在英國首次發現狂牛症（海綿狀腦病）之後，到2000年總共發現十八萬頭狂牛，經撲殺五百萬頭卅月齡以上的牛隻以及採取廣泛因應措施後，2009年全球僅發現18頭狂牛。依此類推，十年後狂牛可能絕跡。然而，這是對十歲以上的老牛所做的考量，對卅月齡以下的幼年則根本沒有狂牛的問題（迄今沒有科學上的重覆認証），也沒有足夠的牛齡去發展成狂牛。
其次，「新型庫賈氏症」是指吃了狂牛肉致死的病症，患者也有海綿狀腦病的現象。如今全球患者共計217人。從記錄上看，在牛的感染方面，美國本土在2005年及2006年各別發現一頭狂牛；在人的感染方面，美國本土從未有人因為吃到狂牛肉而患「新型庫賈氏病」。因此，從美國人每年消耗三千五百萬隻牛的數量看來，美國牛肉有非常完美的安全紀錄。
至於為什麼吃下狂牛肉可能得「新型庫賈氏症」，至今沒有確切的答案，科學界還在研究之中。目前可以確定的是，美國政府各項因應措施確具實效，美國人進食牛肉的習慣與數量有增無減。
檢視美國政策可知，美國農業部（USDA）、國家衛生健康研究院（NIH）、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CDC），以及食品及藥物管理署（FDA）在十多年前便已建立起防止狂牛症及其衍生病害的辦法與聯合防禦機制。特別是原先不管肉類食品的FDA在1997年進場，全面禁止哺乳類的組織被製成飼料餵牛及其他口蹄類動物，並且嚴格管控飼料製作過程，使得「狂牛蛋白」不能再回轉到任何牛隻體內滋生，從而切斷可能尚在潛伏期的狂牛症及其惡性循環；最近更採取嶄新的「積極主動及制禦性規範原則」（Proactive and Preemptive Regulatory Approach），提高食品的產、製、銷管控與批號可追查性，藉此確保產品品質、防止疫疾病、維護消費者信心，以及保護消費者的健康。
把美牛貼上「毒牛」的標籤非但不公平，而且會傷害兩國人民的感情。另方面，美國農業州佔五十州的多數，有很強大的政治影響力。牛肉業表面的營業額不高，但可經年累月輸出，且國際市場增長潛力甚大，對就業率與選票的效應超過軍售。可以說，沒有農業州的票源與支持，任何政黨都不可能成為佔國會大多數的強勢政黨。因此，在政經現實下，美國執政黨會採取必要手段以維持繼續執政。亦因此，若我國政府的作為損人不利己，既不能確實增進國民的健康，卻又因此遭到美方的報復，這種雙輸的作為必須立刻更改修正。
很不幸地，在毫無事實根據或科學論證的支持下，政治投機者藉著牛肉議題毒化美牛，趁機販賣「恐怖因子」。他們把一知半解的現象誇大曲解；把不知不解的現象虛擬取竉；誤導民眾視新鮮食物為潰爛毒品；鼓勵民眾攻擊海市蜃樓以自立自強。
很顯然地，現在我們可以選擇相信美國毒牛殺人……..，或者選擇發展兩國雙贏共利的正面作為。
二Ｏ一Ｏ年一月十日於美國洛杉磯 丘福隆作
狂牛症釋疑
摘自2009年12月19日舊作
狂牛症釋疑
食品安全不是政治議題，更不是選舉議題。但是，進口美國牛肉的協議卻因政客拍板把關的緣故，造成官員只管簽約，百姓必須各自保命的嚴重問題。
在拿不出科學數據，又無實際證例的支持下，決策官員當然無法說服人民進口牛肉的安全性，也沒有能力與美國談判對手爭執商議。若就此遂行立法或修法，必也徒勞無功自我安慰而已。
基本上，我國鑑識檢驗狂牛症的經驗與能力非常有限，也不具有研究狂牛症的優良條件。因此，官方對大量進口的牛肉沒有適當的把關設備與能力。
在民進黨主政期間曾經先後兩度進口美國牛肉。由於國民黨的強勢監督與反對，以及人民對狂牛症的恐懼，阿扁政府致力於徵詢專家學者意見，討論對策，確實做到為民把關的地步。馬政府上台後政治掛帥，沒有承傳過去的經驗，也不徵詢這些專家學者過來人，反而使他們站在對立的立場發言。這種否定與剷除過去成就的政權轉移方式，無法建成萬丈高樓。
尤有甚者，馬政府把「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的競選口號實質化，同時誤認為黨主席有立委參選人的提名權，故國民黨立委與立法院已在掌控之中，不必凡事向立委徵詢，以致政治由「眾人之事」變成「當選者之事」，不但無法糾合人才眾志成城，連緩衝退路都自行斷絕。如今反對黨得理不讓人，堅持「美牛不禁，一切免談」，癱瘓立法院議事一個多月，因為人民會把這筆帳記在執政者無能之上。如今執政黨除了進行政治喊話與運作外，進退兩難無計可施，給予反對黨借機操作公投的政治大反攻機會。
就目前所知，導致狂牛症的因子是「普里昂變性蛋白」。它可以由食物傳給牛，再傳給人。這種變性的普里昂蛋白可以使正常的普里昂蛋白跟著變性，造成連續性的感染反應。因為「普里昂變性蛋白」無法用高溫殺滅，且患者得病後因無藥可醫而死亡，故相當駭人。
牛是草食動物，吃草長大天經地義。唯利是圖的人類為了增加利潤，竟然把屠宰場廢棄的動物血骨肉做成飼料添加物餵牛。背離自然必遭天譴，牛隻吃肉使得「普里昂變性蛋白」得以在牛群中擴散蔓延。1986年英國首次發現狂牛症。此後，1993年初達到高峰，每星期便出現一千頭狂牛。2000年時，總共發現十八萬頭狂牛，受感染的牛則可能達一百萬頭。於2003年底，因吃狂牛肉而患狂牛症的人類（新型庫賈氏症）全球共計153人。
為了強力制止狂牛症蔓延，主要疫區英國在1996至1999年間大量屠殺坑埋五百萬頭卅月齡以上的牛隻。同時，1997年起禁止使用動物做成的飼料餵牛。此後，全球的狂牛數量從2000年的一千五百頭急速降至2009年的18頭。至於人類感染狂牛症，從2004到2009年全球增加64人。因此，多數專家學者相信，十年之內狂牛症將會絕跡。在美國方面，2003年發現一頭在2001年由加拿大進入美國的發病狂牛；2005及2006年又各別發現一頭10和12歲的發病老牛。至於人類狂牛症，美國從未發現本土感染的病例。
美國農業部（USDA）、國家衛生健康研究院（NIH）、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CDC），以及食品及藥物管理署（FDA）在十多年前便已建立起防止狂牛症及其衍生病害的辦法與聯合防禦機制。特別是原先不管肉類食品的食品及藥物管理署在1997年進場，全面禁止哺乳類的組織被製成飼料餵牛及其他口蹄類動物，並且嚴格管控飼料製作過程，使得「普里昂變性蛋白」不能再回轉到任何牛隻體內滋生，從而切斷可能尚在潛伏期的狂牛症及其惡性循環。
「普里昂蛋白」是神經細胞表面的蛋白，但是它的生理功能、如何轉變為致命性的變性蛋白，以及如何使腦部海綿空洞化均不為人知。特別是（1）「普里昂變性蛋白」如何通過消化系統進入腦部？（2）變性的普里昂如何感染正常的普里昂使其變性？一直都沒有令人信服的解釋。因此，迄今人們對狂牛症的治療完全無能為力。
然而，如果運用我們對血液中「補體第九號蛋白」的知識來解釋「普里昂蛋白」，則會有融會貫通的效果。因為兩者都可穿附細胞膜；兩者都是可與雙價金屬離子結合的蛋白；兩者都好比「變形金剛玩具」一般，經過扭動折疊之後可以變換成截然不同的型態（變性），而且這變性後的蛋白好比「樂高積木玩具」一般，會互相積聚在一起，形成堅強牢固的大蛋白聚合物。這種聚合物的蛋白鏈排列結構緊密牢固，形成環束狀，以致不會被高溫殺滅、不能用離子肥皂加上還原劑將之分解，也令酵素無從下手將之酶解。至於「變性與感染」的發生過程，大概與「普里昂蛋白」所含帶的五個雙價金屬離子有關，一則金屬離子的體積很小，容易轉移陣地，二則「普里昂蛋白」在變性時可以放出多個雙價金屬離子，產生多方連鎖反應，直到「普里昂蛋白」用盡或濃度太低時才停止。這些新知可以啟發未來對狂牛症的治療方法。
綜合上述可知，以美國人進食牛肉的標準進口美國牛肉不會危害國人的安全。尤其是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署（FDA）最近特別採取嶄新的「積極主動及制禦性規範原則」（Proactive and Preemptive Regulatory Approach），提高食品的產、製、銷管控與批號可追查性，藉此確保產品品質、防止疫疾病、維護消費者信心，以及保護消費者的健康。若在我國進口之前先行解凍牛肉檢測，非但查不出結果且徒增成本，品質反而會變敗而產生危害生命的病毒素。其他實際上不可行或本身沒把關能力與設備的阻絕方法或設想，沒有科學根據有如隔靴搔癢，亦都應予放棄。
基本上，政府務必為國家人民把守「進口買主」的權益，諸如：（1）卅月以下牛齡的產品才准進口。（2）腦部檢驗正常且其他部位組織測不出「普里昂變性蛋白」牛隻的絞肉與內臟才准進口。（3）製造廠家必須由我方依其所提文件查廠認可，以後定期複查，且每批進口文件齊全，可供批號追查。（4）文件造偽或與實不符必須賠償。（5）品質不符或製作發生問題時，製造者及賣方應在第一時間告知我方共同協商解決，經費由製造者與賣方負責。（6）簽定法律糾紛時的仲裁機構、鑑定標準，以及賠償方式。（7）根據科學新知與確實證據，雙方可以共同協商修改進口議定書。
國際協商不僅是你來我往爭取表面上的利益，它還應負有達成潛在與實際的長期效益。例如，根據美國疾病預防及管制中心（CDC）的報告，美國在2008年內發生八千七百萬起與食物有關的病例，其中卅一萬一千人住院，五千七百人死亡。此外，今年11月因為牛絞肉帶大腸菌，有26人發病2人死亡，所以回收四十五萬磅問題牛肉。由此可見，食品無所謂百分之百的安全性，我們可以據此向美國爭取瞭解進口牛肉的品質管制與檢測驗放的工作，藉此提高我國在這方面的經驗與能力。又例如，聯合國的食品與農業組織（FAO）在今年11月提出全球氣候變化影響食品中的帶菌情況與疾病的發生，對食品安全性有嚴峻的影響。再者，日本、南韓，以及大陸在今年11月共同簽署一項食品安全備忘錄，藉以除去食品貿易障礙以及維護消費者健康。因此，我們可以在互助共利的基礎上，就進口牛肉與美國簽訂食品安全的協議或備忘錄。再例如：2004年首度發現第二類型的狂牛症，其生物化學特徵竟然與「典型庫賈氏症」類似。因此，科學界懷疑，過去一向認為因老化或偶發性所造成的「典型庫賈氏症」可能也是因吃狂牛肉而引起。若此事得到證實，牛肉的安全性會面臨新的挑戰。雖然這方面的發展不會改變人類吃牛肉的習慣，但是我國卻可藉此增加牛肉進口買主的商議權力。
總之，凡事皆有利弊，只有在知己知彼的情況下才能創造出利大於弊的利基。目前馬政府準備進行所謂「府院一起承擔後果」的應對策略，實質上是用國民健康押寶以順應政策，完全沒有專業與宏觀的考量。依此情勢發展，若近期內美國發生一起新的狂牛症病例，政權轉移將勢所難免。
美國人民開車致死的機率比吸食毒品致死的機率還高。但是，車照開、毒品照禁。同樣地，我們是否願意讓美國牛肉進口必須是我們同意認可的決定。目前最大的問題在於：「我們的政府官員懂得如何糾合專業團隊，運用百般的國際法律、技巧、與膽識和美國談判對手繼續商議嗎？」執政者必須認清：人民最大，我們永遠不會被政府迫使在驚恐之中進食美國牛肉！
二ＯＯ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于洛杉磯 丘福隆作
補記：12/31/2009
修改後的食品衛生管理法與美牛進口議定書相背，令美方不滿，我們應有下列之考量：
(一)除了現實與國力外，美國人只相信「事實與科學證據」。
(二)若拿不出事實，科學論證也有說服力，但必須是高於美方的科技與論證才有效。至於組團訪美絕對無效，亦難成行，因為美方不會助成無助於實現美牛輸台的空虛行動。
(三)美牛輸台事關美國政經的衍生性與長期性策略及利益，且有高度的緊急性，事非小可，絕非單純的一般性國際貿易事件。
(四)目前美方的指控為：單方面毀約，以及違反商業誠信與公平貿易。
(五)如果兩年內美國本土不幸發現一頭狂牛，屆時執政黨是否還能站得住腳？是否會造成政權轉移？
(六)目前在野黨趁火打刼坐享其成，一方面咬住為民阻擋毒牛的立場，讓執政黨起內鬨以及應付美方的喝斥指責，另方面在立法上又故意留一缺口，讓公投議題不死，藉以逼死執政黨。
(七)以後在野黨及相關人士可能會遭到美方的杯葛或報復。
319釋疑
傷口足足有11公分長,2公分寬。(王爵暐攝）
319釋疑
如果槍手在319蓄意暗殺阿扁，子彈只在阿扁肚皮上劃一道輕傷的機率比阿扁吃美國牛肉而得狂牛症還小。
基於同理，如果要阿扁當場配合演出槍擊案，阿扁也一定不幹。
如果阿扁事先在安全的情況下製造傷痕，那麼，緊接著的問題便是：「怎麼讓大家知道阿扁已經挨槍？」
解套方法其實很簡單：讓呂秀蓮挨真槍，然後由阿扁說「我也挨槍」。
有些綠營人士對呂秀蓮的言行作為以及堅持競選連任副總統極為不滿，當時便有除之而後快的傳言。因此，呂秀蓮被子彈打得哇哇叫，由人揹著進醫院，大致符合陰謀者一石兩鳥的設計與訴求。但是，如何能在短短數分鐘內製造阿扁身上槍擊的傷痕，迄今仍然沒有一項令人信服的說法。
有鑑於此，作者特此提供下列設想，供讀者們參考：
首先，在滅音手槍前端加裝一截「加長槍管」。這個「加長槍管」的左側有一條順沿著槍管走向的裂縫；裂縫的大小不超過子彈直徑的一半，因此子彈在射出時不致從裂縫間跳出。其次，作案時槍手把「加長槍管」橫擱在「挨槍者」的肚子上，使裂縫部份緊貼肚皮，然後開槍作案。在這種情況下，不但能夠在圓柱型的身體上製造出爆裂開放性「直線」傷痕，而且傷痕當然可以超過十公分。在正常射擊時這種傷痕無法產生。
在配套動作與事前準備俱全的情況下，如此作案可在數分鐘內搞定。「挨槍者」可站立或躺下挨槍，如果是躺下作案，則站起來後肚皮上的「直線」傷痕可能會因肚子往下垂而變形為中間下垂的「微笑型曲線」。
必須注意者，由於子彈射出時會迸噴出很強的氣體與顆粒，在近距離內會產生灼傷，甚至更嚴重的傷害。要避免受到這一層次的傷害，可減少火藥量以降低子彈速度或者在槍管上面開出氣孔等防預性手段。
阿扁在26年前為槍殺警察的死刑犯伍戚傳辯護時曾經做過彈道重建。他知道在一公尺以外射擊只會產生傷口，在三十公分之內則會留下燒焦痕跡。無巧不成書，隨行的簡雄飛整形外科醫師與李昌鈺的法醫先後證實，阿扁肚皮上的槍傷竟然也有燒灼的現象，並且傷口有焦黑的含鉛物質。
許多人不認同李昌鈺博士過去對319所做的鑑識報告，這是因為沒有考慮到李博士是美國公民且必須配合美國政府立場的緣故。如今美國政權已經轉移，他的立場當然會有些許調整。值得參考的是，李博士在交出報告後一再提示：「傷口與低速度彈頭所造成的新槍傷相符」、「政治謀殺不會使用這樣小火力的射擊工具去打無關緊要的部位」以及「以現在的角色有些事不能討論」。更值得注意的是，該報告發現阿扁的襯衫有六處割下與剪下的不明小破損。依常識推斷，這很可能是為了剪除噴射在襯衫上的火藥污點所致。
阿扁會有作案的動機嗎？如果從他連任之後的所作所為看來，動機是有的；如果從他卸任前大量購買碎紙機連夜銷毀滅跡的動作看來，在319狗急跳牆的動機也應該是有的；如果從他不揪出槍殺他的兇手、阻止真象調查，以及願意承當「槍擊案受益者」的事實看來，阿扁有作案的動機確實無法置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子彈在劃過阿扁的肚皮之後，能夠穿過柔軟的內衣與襯衫左側，卻穿不過與內衣和襯衫緊密相連的夾克外衣，造成彈頭掉在夾克之內。誰能相信？況且此一彈頭竟然能停留在夾克之內，等到照Ｘ光時才「驚奇地」被發現。依此看來，進一步調查誰有機會把彈頭偷放在阿扁的背後使其在Ｘ光片上顯像，便可以追查出共犯。
按常理，作案者一般會在第一時間消滅重要證據與人物。319迄今已逾五年，許多相關事項已經變形或消失，若仍一味地追尋槍隻與狙擊手恐怕成功機率不大。事實上，若能查出「誰負責使熱區大放鞭炮不斷」便可揪出共犯，因為槍手的開槍位置已事先確定，槍擊時絕對要有鞭炮聲及硝煙的掩護並使車速減慢。調查時可從熱區的沿街商店住家開始，找出一再催促他們務必放鞭炮的人員以及鞭炮買賣記錄，然後往上追查，可能要經過數層才會找到主要共犯。
再者，最近阿扁與呂秀蓮對319的發生過程發表了南轅北轍的敍述，但是對「別人對我開槍」倒是一致描寫成「為台灣人民犧牲以及展示國家領導者風範的偉大表現」。從案情方面考量，阿扁說他為了趕場，提早十五分鐘出發到台南拜票。是否因傷口關係急於解脫？阿扁又說擦藥膏無法止血所以待衛長要求馬上送醫。若已流血不止，而又步行進入醫院，何以內褲絲毫不沾血跡？呂秀蓮說她在為傷口止血時手臂踫到阿扁夾克的下擺，覺得有點黏濕。這時呂秀蓮和阿扁都還沒有看到玻璃上的彈痕，怎麼阿扁就已經上了藥膏了呢？
大體而言，319策劃者雖然具有相當的經驗，但是這件槍擊案畢竟不是一項完美的犯案（This is not a perfect crime.）。我們有理由相信，真象不久終究會大白於世。
二ＯＯ九年十二月三日於洛杉磯 丘福隆作
人先抓狂 牛乃瘋狂
人先抓狂 牛乃瘋狂
轉載自二ＯＯ四年一月五日舊作
狂牛症嚇人之處在無人確知此症的來龍去脈以及無藥可醫。目前唯一稍能寛慰人心之處，僅在於人類吃狂牛肉而致命的機率遠小於中樂透大獎。
科學界雖然對狂牛症已有許多研究與推斷，但證據仍未確鑿；往後的數據與論證會導出新的詮釋。依目前理論，牛羊等哺乳動物有一種神經蛋白質，在某種未知情況下會改變分子形狀而成為「感染性病變蛋白」。這種病變蛋白有兩種特性：（1）一般高溫烹煮無法將之殺滅；（2）它可使週邊接觸的神經蛋白質也變成「感染性病變蛋白」，形成惡性循環。其後果為許許多多的「感染性病變蛋白」凝聚在神經細胞表面，造成神經細胞的死亡與消失。從症狀上看來是動物發狂而死，從解剖上看來則是腦組織出現蜂巢式的空洞，有如海綿。因此，狂牛病的學名為「牛隻海綿狀腦病變」。
一九八六年英國首次爆發狂牛疫，直到二ＯＯＯ年共計發現狂牛近十八萬隻。經查研結果認為可能是牛吃了懷有「感染性病變蛋白」的牛或羊所做成的骨肉飼料粉所致。換言之，人們為了增加牛隻的「增重效益」而餵以含動物性蛋白的飼料而惹禍。更糟的是，人們在不知情下吃了狂牛肉後也可能產生「人類傳播性海綿狀腦症」而死亡。迄今全球已知病例一五三起，其中絕大部份發生在狂牛症最兇的英國。
吃人腦或年齡老化都有可能產生和吃狂牛肉一般的海綿狀腦症而致命。年齡老化性的腦症屬於自發性，大都在五、六十歲以後才發生，機率約百萬分之一；吃人腦或狂牛病患則往往先被送進精神病院治療，然後再轉送神經科坐以待斃。自從發現狂牛症與餵飼動物蛋白有關，並陸續銷毀三百七十萬隻牛以及採取其他應對措施之後，英國的狂牛從一九九二年的近四萬頭降到二ＯＯＯ年的一千五百頭。美國與加拿大則於一九九七年禁止哺乳類蛋白或骨粉被製成牛飼料。緣此，現在人類因誤吃狂牛肉而發病致死者甚為罕見。另方面，近來研究發現，除神經組織外，感染動物的其他部份也可偵測出「感染性病變蛋白」。因此，人們應該更機警嚴密地管制所有摻有牛體成份的製品，同時對淬取人體組織所製成的濃縮物或製劑更應當心。
狂牛症從感染到發病約三至八年，所以這次美國的單一病例的發現可說是並非恐怖份子所為。然而，僅此一例也代表了相當的嚴重性，因為我們不知道這隻狂牛在早年還和多少牛隻一起吃了多少有問題的飼料，也不知道未被認出的狂牛還有多少已經變成人類食品。此外，牛肉的追踪難度很高，在被一般消費者購買之前已經轉手數次，而且一批漢堡的肉源就可能來自三、四百頭牛。再者，人類吃進狂牛肉後要五至廿年以上才發病，掌控狂牛疫確實難為。亦因此，今年五月加拿大發現一隻狂牛之後，美國立刻禁止該國的牛隻與相關產品的輸入。
「感染性病變蛋白」為狂牛症病原的理論目前仍有爭議。由於它不是細菌或病毒，沒有核酸也沒有已知能夠複製的機構。又因其分子構造與體內其他分子幾乎無異，故不能引起免疫反應予以消滅。如此一個小蛋白分子竟然能夠引起致命的連鎖反應並令人類束手無策，以致於有「超病毒」之稱，認為它是一種近於人類知識範疇邊界的病原。事實上，蛋白質就是蛋白質，雖然各個分子不同，性能亦異，但是體內蛋白分子種類那麼多，總有物態性能近似的分子。確實如此，譬如，補體是人體血液中擔任摧毀外來異物的第一道快速免疫防衛系統，而補體系統中第九號蛋白分子便有所謂的感染性。簡單地說，第九號蛋白分子一旦活化之後，它能使週邊的其他第九號蛋白分子跟著活化並彼此聚結形成大分子。這種大分子聚合物可以凝結在外來異物的表面，使其表面膜受創，或破壞其新陳代謝機構。若攻擊到要害，還可引爆異物的自毀機構而使之自我消化滅亡。由此可見，狂牛症病原的物性與作用機構和體內補體分子可有大同小異之處，特別是雙價金屬離子導致分子活化的媒界作用。希望能藉由這方面的研究，提早揭開狂牛症神秘的面紗。
牛是素食動物，吃草長大天經地義，應該滿足高興。吃動物蛋白添加料則完全是人類為了賺更多錢想出來的主意。像這種利字當頭的人類行為與後果，值得加以檢討。茲以更淺顯的養豬為例，卅年前有些人家為了生活在家養幾條豬，平時若到四處鄰居挑集餿水便可勉強應付飼料的不足。然而，這種情況在十多年前便已變得不太可能，因為營養學與資訊發達，每隻豬吃的成本多少、長出幾斤肉，以及可賣多少市價等都必需隨時緊密計算，尤其要注意成本最貴的動物蛋白飼料，否則可能賠本。換言之，只要養幾隻豬，飼養的成本與利潤便與全球的魚粉及血骨肉粉等時下的價格掛鈎。此例說明資訊社會把地球變成一個村；科技潮流又把地球村的多元化生態攪亂，並狹隘化。
人們應該瞭解凡事皆有其利弊，而且好壞一起來，人類的努力與進步也可能成為加速毀滅的力量。狂牛症疫或許在告誡人類：牛隻之所以瘋狂，原來是導之於人類先前的抓狂。
二ＯＯ四年一月五日於美國加州洛杉磯 生物科技 丘福隆著作
阿扁何罪之有
陳水扁是否有罪，以及犯何種罪，必須由法庭裁決。本文僅就阿扁自己的敍述與在法庭攻防時所提供的事實為依據，綜合整理出些許結論，敬供讀者們參考。
阿扁曾經說：「我做了法律上不允許的事。」可見他自認有違法的行為。
任令非公務員配偶指揮及調派公務員。
授權配偶操作及動用總統府公款。
任令配偶干預政府人事任命。
任令配偶非法收受現金與財務，並將不法所得非法發散或匿藏海外。
違背人民信託，不秉公處理國家政令與人事。卸任後不當銷毀應該移交的公文，並帶走會影響國家利益與安全的機密文件。
領全薪，卻不全職從公。
官邸存放大量現金財寶，這些現金財寶是在阿扁當選總統後，以不法手段逐漸積累聚集而成，而不是由薪資或勞力換來的，既沒有依法登錄收發，也沒有依法申報與納稅。
非法洗錢。凡是經手或擁有大量來源不明或無法律管制的現金便涉及洗錢，因為這些現金與全球的恐怖活動、犯罪竊盜，以及販毒走私等所運用的資金交融互換，目的在使司法單位難以追溯財源並揪出金主與主謀，同時也達到逃避納稅的目的。由於洗錢工作必須有一系列的共犯結構才能達成，因此對國家與社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雖然扁家已做遷藏之計，但是，若當年紅衫軍衝入官邸並發現大量現金財寶，阿扁必定百口莫辯，暴動或政變必定發生，甚至可能招引外力之干涉，後果不堪設想。
陳水扁迄今堅持不認有罪，是否如此即將分曉。於此同時，我們不禁要問：「阿扁自稱是319槍擊案的受害者，照理說，若對此案追根究底查個水落石出對阿扁最為有利，也可找出謀殺阿扁的兇手，將之繩之以法永除後患。但是阿扁不但不肯這麼做，而且百般設法阻止真象的調查，由此可見阿扁有太多的黑箱作業，禁不起司法的調查。若真如此，是否所有涉及阿扁的重大國家事故，都必須靠司法的追究才能真象大白，以便亡羊補牢，從而補救國家利益所遭受的損害與流失?」
２００９年９月７日於洛杉磯 丘福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