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兩年前進行順利的北京奥運會相比，2010年溫哥華冬季奥運會，似乎從一開始就被各種問題纏身。先是老天不合作，接二連三地把大雪降在早已癱瘓的美國東岸，卻絲毫不肯眷顧等待瑞雪的溫哥華。情急的奥委會最後還不得不出動卡車直昇機，從事大規模的「暖冬送雪」活動，讓綿延的卡車隊，以愚公移山的速度，一車車地填充著群山碩大無比的容積。

天不時地不利之外，還有人不和。好戲沒開鑼，就先有原住民的示威活動。加拿大的民主，當然不容許中國打壓異議的方式，大會的籌備也就只好在混亂與騷動下，令人提心吊膽地進行。一切終於就緒，開幕式正要舉行的幾小時前，卻又發生了運動員意外死亡的悲劇事件，為這好事多磨的盛會，再抹上一層黑影與陰霾。

然而，即使有這許多不完美，或者應該說，就是因為這些不完美，溫哥華的冬季奥運會，最後竟然成為近年來最令人難忘的一次奧運會。曲終人散後，各種影像縈繞人心，場內場外高潮迭起的人間戲劇，更使人們對本是陌路的運動員，生出了奇特的情感繾綣。

執行比不上北京，溫哥華的奧運命，卻在「經驗」的強度上，遠遠超過了前者。雖然沒有令人讚佩的效率與流順，溫哥華奧運會屢屢出軌於「計劃」的「意外」，因為貼近真實人生的不可測與不確定，反而在情感的層面上，發出了震盪人心的能量。

開幕前的意外事件，先在嘉年華會的歡樂裡灑下哀慽。喬治亞無舵雪橇選手庫馬里塔什威利 (Nodar Kumaritashvili) 練習時翻車，身體飛出賽道，頭部撞上沒用厚墊包裹的頂棚支柱，當場喪生。這位只有21歲的年輕運動員，才和父母通過電話，懷著第一次參加奧運會的興奮，躺進雪橇，滑下冰道，卻在瞬息之間，跨過生死界線，徒然留下從驕傲筆直掉入悲傷谷底的父母。眨眼的措手不及，為大會蒙上灰暗的沈重，也把運動員看似超人的神妙，重植於人世的謙卑。

然而，悲劇卻還有續篇。加拿大女子花式溜冰選手羅雪特 (Joannie Rochette ) 的母親，在到達溫哥華觀看女兒比賽時，竟因心臟病突發去世。羅雪特決定繼續參賽，在母親去世不到兩天的時間內，出席女子短節目競賽，並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靜定，完成無瑕的演出。直到謝幕時，她才壓制不住悲情，當場淚流滿面。在場及電視機前的觀眾中，又有多少雙未被眼淚沾濕的眼睛？

羅雪特在淚水中從容謝幕的畫面，完美地框架了此次奧運會的精神。在她完成表演的那一刻，連一向呱噪的電視播報員都沈默了。語言根本不足以形容充斥在那一時刻裡的情感強度，舉世的共同善意，竟不約而同地投注在這剛失去母親的女孩身上。悲傷與同情，似乎比苦心籌畫的「奧運精神」，更能結合人心，雖然只是那樣的短暫，人們卻能超越一切，而真正擁有了互助互持、共感共知的一刻。

一向自認冷靜的我，卻在羅雪特輕巧滑入冰場的那一刻，就忍不住地掉下淚來。以淚眼觀看體育活動，也算是生平的新經驗了。

羅雪特也許沒有南韓金牌得主金妍兒的藝術造詣，也沒有日本銀牌得主淺田真央的跳躍能力，但她所展現的卻是更難得的優異與勇氣，是海明威一再致力書寫的「重壓下的優雅」 (grace under pressure)，她以令人心折的尊嚴與恩典，面對了人生突降的災難與逆境。

當雪橇下滑、滑雪板騰空、或是冰鞋離開地面的那一秒，沒有人知道下一秒的結局──是完成、是跌倒、是勝利、是失敗、是生、或是死？重要的是，在未知的焦慮中，我們只能全力以赴，做那最為優雅的一擲。最終，成功與失敗的定義，不一定存在於結局，卻存在於懸空的那一瞬息。

人生亦是如此。個人生命的質地，終將取決於我們如何應對 (或是拒絕應對) 永遠不在計劃之內的瞬息萬變。

(世界周刊, 2010-3-14)

幾年前在一個學術會議上，為了「作者的意圖」這個議題，竟和一位學者發生了激烈的爭辯。這位學者批評在西方用英文寫作的中國作家，說他們為了利益與名氣，不惜附和西方對中國既有的偏見，而以異國情調為賣點，大肆提供著「東方主義」的消費，越是詭異，越是引人。因為意圖如此「低下」，所以他們的作品也就毫無文學藝術的價值可言。

我並不反對她對這類文學所做的評估，也同意這些作品欠缺真正的文學品質，多數只能算是滿足西方「獵奇」味口的「多元文化的消費品」。結論雖然相同，我卻無法同意她的論證方式，而深覺有為這些作者辯護的必要。

這位學者據以貶低作品的例證，不是作品粗糙的質地，卻是作者「低下」的意圖。換句話說，她的論證根據，不是作品，而是作者。這種取向正是「新批評」(New Criticism) 所一再警示的「意圖的謬誤」(Intentional Fallacy) 。(Intentional這個字有模稜的複義。做為「名詞形容詞」時，指的是「意圖性」，做「描述形容詞」時，卻有「故意」的意思 。)

盛行於60年代的「新批評」，提倡文學作品的獨立性，主張作品一旦完成，就不再「屬於」作者，意義也不需驗證於作者，而要在文本中求得。所以，文學閱讀應擺脫「外緣」因素的干擾，聚焦於作品內在的有機性。所謂「外緣」因素 ，就是與作品的藝術性並無直接關連的訊息：如來源的考據，書寫的時代背景，作者的生平，或是作者的意圖。新批評的創始人威姆塞 (W. K. Wimsatt,1907-1975) 與畢滋禮 (Monroe Beardsley, 1915-1985) 認為探討作者的意圖，是一種錯誤的文學閱讀方式，他們在 1946年發表的文章裡，開宗明義地直陳：「作者的設計與意圖，不但不可尋得，在品鑑文學作品的成敗上，亦毫不相關。」

作者意圖之所以「不可尋得」，因為沒有人能真正確知作者的意圖何在 (現代心理學更提出創作泉湧於「潛意識」的理論，所以連作者本人都未嘗知道自己真正的意圖)。一口咬定作者的意圖是「出賣異國情調以求名利雙收」，最多也只是文評家一廂情願的推測，不但毫無根據，而且極不負責。

其次，「作者的意圖」亦與文學的評鑑無關。也就是說，作者的意圖就算可被正確求得，也不足以做為論斷作品成敗的基礎。因為，徒有「高尚」動機，不必然能成就高尚的作品，而有「不高尚」意圖的作者，亦不一定就寫不出卓越的作品。文學史上有多少經典之作，是作者在生活的逼迫下為收入而寫，為錢寫作，算不上是「高尚」的動機，但我們能因為作者不甚高尚的意圖，就去否定那些偉大作品的價值？反過來說，以「出賣異國情調求取名利雙收」為動機的華美作家，如果真的寫出一部傳世之作，那作品優異的文學品質，又為何要因作者「不高尚」的動機，而被貶抑？

華美作家的作品，本就良莠不齊，如僅以「出賣異國情調」的不良動機一筆抹殺它們的文學價值，那也就是重唱「文如其人」的陳腔濫調，這似是而非的觀點，雖然容易被人接受，卻毫無思辨上的立足點。而這個方便又不必太費力氣的論證方式，更提供了一個以批評作者的人格來批評作品的捷徑，把文學批評變成政治鬥爭，打倒作者，就等於打倒了作品，毋寧是有悠長歷史的「文字獄」的另一種變奏──憑空從文字中建構作者的「意圖」，再以任意假設出的意圖，判定作者的罪狀。

以攻擊作者的意圖來攻擊作品，不僅是一種智性上的懶惰，更是一種變象的人身攻擊，不但對作品的評鑑一無貢獻，反而示範了 “intentional fallacy” 在英文裡的另一種意思── 那就是「故意的錯誤」 與「有意的中傷」。

新批評也許並不是最完美的文學閱讀方式，但它所楬櫫的「意圖謬誤」 的概念，若能在政治的語境中被普遍尊重，就不知能免去多少人類的苦難。

(世界周刊, 2010-3-7)

今年的農曆新年與西方的情人節正好落在同一天，這樣歡喜的巧合，也刺激出不少「文化比較」的興趣，有關「中國」「愛情景觀」的報導，適時地出現在各種不同的出版物之上。

除夕那天，「石板」雜誌 (Slate Magazine) 放在頭版的文章，詳盡報導了中國大陸現正昌盛的「婚姻咨詢」工業。這些收費高昂的公司 (有的以美金$300,000 做為會員入會的最低資產要求)，其服務對象多是事業有成卻毫愛情輕驗的「宅女」，而必須靠著「愛情顧問」手牽手地教導她們如何與男士交談、約會、考量婚約，直至步向婚姻禮堂為止。據悉，在兩性人口分配極不平均的中國，鄉村地區的男子娶不到老婆，而這些教育與收入都高人一等的「甲級女士」，卻在大都會裡面臨著女多於男的相反問題。

大年初一，「華爾街日報」編輯特選的一篇文章更有意思，以「家庭」vs.「愛情」 的這樣堂皇的標題，報導情人節與農曆年的撞期，在中西合璧的香港所何製造出的困擾：與情人有約的年輕人，卻突然接到母親回家過節的命令，而要在女友與母親 (愛情與家庭) 之間，做出抉擇。也有不少在「家庭」與.「愛情」雙重壓力的夾縫裡找到舒解的人：在情人節「壓力」下而「不得不」請女友上高檔餐廳的男士們，卻因為女友必須回家過年，而意外地有了可以鬆一口氣的自由假期。看似無邪的曆法巧合，傾刻間被賦予了經典式的隱意，愛情與家庭義務之間亙古就存在的衝突，以新貌顯現。更不用說，陰陽曆法的邂逅，又牽扯出了有關傳統與自由、東方與西方文化的複雜辯論。

文中被訪的一位「衛道」人士，就以不肖的口氣貶抑情人節──那只不過是販賣鮮花與巧克力的商家，為謀利而打製出的「人造」節日，怎能與有數千年歷史的農曆新年相提並論？此話雖然不錯，但是，節慶的「有機」與「人造」，恐怕也不是本土文化或是傳統習俗所能道盡，亦還牽扯了個人的經驗。我自己對農曆年的歡欣記憶，永遠存在於小時候公家宿舍的媽媽們一起燻制臘肉的香味、以及笑語可聞的街坊鄰居共同編織的「集體」性裡，隨著社區精神的瓦解，農曆年也失去了它的「有機」性，而只是一個日曆上的數字。

「真切」的最後指標，終究仍是個人對節慶的真實感覺。對於熱戀中的情人而言，放棄與愛人的約會，而去履行個人無法投入的年節傳統，不也使農曆年成為一個疏離的「人造」節日？在有情調的蠟蠋，與油滋滋的臘肉之間，你說他們真心想要的，會是那一個？不過，這次撞期裡的大輸家，倒還真是始作俑者的鮮花業主。情人節落在一個不用上班的星期日，已先大大削減了鮮花出售的數量。辦公室遞送的鮮花，一向都是情人節生意的大宗 (因為辦公桌上有無鮮花，早已成為攸關顏面的「可愛指數」，怎可沒有？)，星期天毀了這隻金錢牛，陰曆年的重疊，更雪上加霜地把本有的兩筆生意打了個對折。

據推算，陰曆年與情人節上一回合的撞期，發生在1953年。那時東西文化各自為政，消費主義也尚未猖獗，中國社會裡的年輕人，連情人節是什麼玩意都沒不知道，自然沒有今日年輕人的難題。多事的人也推算出了兩者下一回合的撞期，那將發生在 2048年。今天選擇愛情而拒絕回家的年輕人，那時恐怕已經變成了嘮叨子女回家過年的老爸老媽了吧？而東西文化又將處於何種對立的狀態呢？在中國影響力日漸遠大的氛圍裡，2048年，農曆新年搞不好已成新的風尚潮流，洋人也會像現在中國年輕人過情人節一樣、趕著時髦而一窩蜂地過起中國年來？即要幻想，就來個徹底，2048年，所謂的情人節，又會不會因為東風吹倒西風，也經歷一番「中國化」，而從聖瓦倫丁的生日，轉成牛郎與織女相會的七夕？

看來，蠟蠋與臘肉之間的辯證，還真有可待發展的戲劇潛力，40年後再見分曉。

(世界周刊, 2010-2-28)

喜愛宋詞的讀者，對於蘇東坡的「臨江仙」，大概都熟到可以背頌的地步，尤其是那首詞的後半段：「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這些詩句所尊循的，完全是詩歌極盡描寫的超越俗世的傳統，所不同的是，詩人在此經營出的靜懿氣氛，神秘地矇矓了「我欲乘風歸去」的欲望明敘，而以「從此」二字，輕巧地結合著欲望與夢幻。無聲滑入水中的小舟，似乎真的負載著我們，就此灑脫地離世遠去。

這些詩句所以動人，乃是因為「長恨此身非我有」這一句，先發制人地震盪了讀者的心弦，因為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是活在某種「不得已」的境況裡，故能隨時與「此身非我有」的存在境況認同，更一口咬定那確是自己「抱負未伸」的生命悲歌。「自怨自嘆」本就是一種方便的生活態度，真我被埋沒的感嘆，更是最易上手的詩情，不需太複雜的鋪陳，就能成就引起共鳴的詩章。因為，沒有人願意承認，那個日日忙碌於生活的平庸之人，是真正的自我。人人都需要憧憬一個模糊卻崇高的「真我」(不管它是否真正存在)，才能勾勒出精神追求的仰角。

然而，迷戀於這自憐情緒的人卻往往忘了，與其說「此身非我有」是「不得已」，不如說它是一種掩蓋個人刻意選擇的托辭──抱怨工作過於忙碌而「身非我有」的人，並不是沒有慢下步調的選擇，他們只是不願意犧牲物質生活的舒適。因工作性質而不能忠於自己原則的人(比如政客或是推銷員)，「此身非我有」也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是執迷於不能放棄的權力。所以，在「存在」的層面上，「此身非我有」，並沒有文字暗示的不得已，卻純然是主動抉擇的結果。然而，引詩抒懷的人們，通常卻只願沈溺在「長恨」的唏噓裡，而不願面對「何時忘卻營營」的挑戰，也就自然會愛上「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那一走了之的瀟灑結局了。

但我最近重讀「臨江仙」，卻對這些詩句，生出了虛浮的不悅之感。不管能激起多少想像的快感，「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畢竟充滿了令人不安的逃避主義，也只能是「夜闌風靜」時，浮現在微醺意識裡的夢幻。次日酒醒，我們仍然要回到生活的絞絆器裡，徒然重唱「此身非我有」的悲歌。因為與生命情境掛搭不上，這些夢囈與幻想，也就難成嚴肅的生命態度。

重讀此詩，反而愛上它素樸又不起眼的前半段：「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這些充滿生活細節的白描，令人頓生溫暖。看似寫實的詩句，卻珍藏著比「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更有智慧的人生態度。

「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這兩句詩裡不乏幽默的況味，大概只有中年人品嚐得出──尤其是那些有過失眠經驗的中年人。無眠中夜，獨醒於家人鼾聲之外，存在的焦慮襲擊，生命流逝的水聲亦嘩然可聞。這兩句詩，寫到的不僅是人生不同的階段，更是生命的孤寂本質。被拒門外而強迫收聽年輕生命的鼻息，詩人所面對的，不只是身體的形單影隻，更是存在的孤獨。

在這情境之下，那最沒有戲劇性的「倚杖聽江聲」，卻發出了最動人的力量，它暗示著逆來順受與全然接受的態度，雖然江聲所述說的，不只是救贖的安慰，更是生命的流逝。我們卻無撿選的餘地，即便「倚杖」，亦需沈穩站立，一任象徵生命逝水也反映自然節奏的「江聲」，浸透自己的意識。

以此，我們棄絕離世的人生態度，也忘卻「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的幻想童話。因為，中年的人生告訴我們，真正智慧，不是隨一葉扁舟從此消逝，真正的智慧，是接受生命，耐心傾聽，期待在承載哀樂悲歡的生命江流裡，聽出啟悟。

(世界周刊, 2010-2-21)

美國國會圖書館於今年一月起，展出借自明尼蘇達大學的利瑪竇地圖。這幅「坤輿萬國全圖」是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於1601年為萬曆皇帝所繪製的世界地圖，也是最早畫出美洲大陸的中文地圖 (鼓吹鄭和發現新大陸理論的人士，卻堅持鄭和更早的地圖已包括了美洲，卻在明廷停止遠航的禁令下被焚燬)。

這幅長5呎寬12呎、有六個版面、並附有長篇註解的巨型地圖，完美地示範出利瑪竇為中國引進科技新知的貢獻──他不僅介紹了西方地圖製作的技術，更以精確的地理知識，擴展了中國人的視野 (學者伊恩布魯瑪 (Ian Buruma, 1951—) 就曾說，這幅地圖稍稍改變了中國人認為洋人只是禽獸野人的看法)。然而，這幅地圖更耐人尋味的玄機，卻是它獨特的構圖視角，反映著17世紀以降中西文化交流裡不斷出現的一種姿態。

建構這幅地圖時，利瑪竇刻意地把中國放在了「坤輿萬國」的中心。

這違反客觀事實的建圖取向，尷尬地彰顯出利瑪竇極意諂媚的態度，他毫無條件地奉承了中國一向自詡是世界中心的自大。為了澆灌主人沾沾自喜的虛榮，有深厚科學訓練的利瑪竇，竟不惜犧牲科學的公正與客觀，而把中國放在世界中心，更在冗長的註解中，誇大中國以外其他人種的低劣與野蠻。然而，這刻意討好的低姿態，也使利瑪竇成為第一位進京並能與皇帝摩肩接踵的西方傳教士。

從歷史的角度觀之，利瑪竇的妥協，最終證明是值得償付的代價。堅持不肯三跪九叩的洋人，不是被砍了頭，就是被驅逐出境，能屈能伸的利瑪竇，卻在中國留下了長遠並有意義的影響。

然而，強制外國人匍伏在「中國真理」之前，卻並不是已為陳蹟的古早現象，仍以驚人的相似性，在21世紀重新上演。400年後，西方人進入這個「泱泱大國」的條件絲毫未變，他們仍然必需把世界公認的真理放在門外，而同意擁抱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假象。進入中國的入場卷，只是從1602年那張扭曲的地圖，轉變成了2010年對人權、自由、資訊的扭曲定義。谷歌雅虎這些西方企業，如要進入中國，必須像利瑪竇說著「中國是世界中心」的相同謊言，首肯主人意見，同意中國人是特殊人種，不需要言論自由，也無能處理不設禁忌的資訊，所以封鎖與戒嚴對他們都是有益的。這些不得不「入境隨俗」的企業，在心虛與愧疚之餘，也只能暗自期望著和利瑪竇相同的下場──以妥協換取到改變中國的最終結果。

不幸的是，利瑪竇所需面對的中國情緒只是自大，哄小孩的拍馬奉承就能打發。谷歌所要面對的，卻是中國近代史在自大之外所另外製造出的自卑，需要哄逗的，也就不再只是孩童式的任性，而更有任性以外的猜疑與偏執。一言不合，適戴於所有西方人的「帝國主義」的大帽，就將壓頂。

然而，中國對待西方的強硬態度裡，卻永遠暗藏一種欲拒還迎的曖昧──希望收取西方的「有用」之物，卻又害怕了不起的中國文化會被「污染」。利瑪竇天文地理算學的知識應照單全收，天主教的教義卻要保持距離。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就是吸收船堅礮利，卻不要思想文化。更不用說21世紀的改革開放了，當然只要西方的貿易經濟，卻堅持拒絕他們的政治體制與社會結構。

然而，這種「撿選」的方式行得通嗎？「有用」的科學成果，能與製造成果的科學精神與方法分開嗎？而經濟與貿易，又能在沒有法律與制度的保障下健全發展嗎？所謂「中體」的「中國文化」，又該由誰定義？那些為保全自己政治利益而提出儒家「服從權威」教化的當權者，是在維護中國文化，還是綁架中國文化？嚮往 (卻不准擁有) 民主自由的中國人，又為什麼不是也能代表中國文化的一部份？

歷經數百年，中國卻依然走不出「體用」的迷障，而在自築的「國情特殊」的高牆裡，固執地使用與世界不同的地圖，察閱著與世界不同的資訊。

(世界周刊, 2010-2-14)

自己的書在大陸出版，發現所有提到文化大革命的字句 ，都硬被加上了引號，成為「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好像這事有沒有發生，都還有商榷的餘地！講了三十年的「開放」，中國卻對最基本的歷史事實都不能開放。但這種「封鎖」，也並不全是來自政府的壓制，更有不少人自願要把文化大革命的記憶從自己的意識中刪除。在鼓吹「進步繁華」的號角聲中，沈痛的歷史傷痕，既對經濟發展毫無「用處」，也就成為公私齊心壓抑的「禁忌」了。

與一位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的好友相聚，她講起研究新方向，說是可以借用猶太人重整大屠殺記憶的「方法論」，來研究中國人對文化大革命的記憶 (或是拒絕記憶)，因為猶太人也是在浩劫發生的數十年後，才找到敘述慘痛記憶的方式與聲音。初聽她言，我本能地生出反感，因為「方法論」那個冰冷的字眼，一舉磨滅了人類苦難的情感成份，而歷史傷痕的記憶與癒合，有著超越種族與國籍的宇宙性， 又為何要被框架在暗示著條件性的「文化比較論」之內？

然而，好友提出的「比較」視角，卻也意外地凸顯了文化大革命特有的一些本質。這些特質，不但使類比的「方法論」出現問題，也預示著文化大革命的記憶重整，恐怕註定有著比猶太人更悠長也更崎嶇的道路。

猶太人大屠殺是一項純粹的種族迫害行動，迫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種族對立，使得罪咎的指派，有著毫不含混的清明──有罪的納粹迫害者，與無辜的猶太受害者。相對而言，文化大革命並沒有這樣的壁壘分明。這個舉國共同參與的瘋狂運動，雖然有著五花八門的鬥爭藉口，但迫害者與受害者卻不是界線分明的兩個群體。也因為不是一個「群體對群體」的迫害行動，迫害者與受害者失去了清楚的定義，在不同的格局裡，一個人可以是受害者，也可以是迫害者，而在長達十年的運動中，許多人也確實有著迫害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身份。這種角色的糾結，使責任與罪咎的追究，難以得到釐清，也使人們壓抑記憶的傾向，產生了超越心理學的向度。猶太人數十年不能面對大屠殺，是可被心理學歸檔的症候──受害人的羞恥心與倖存者的愧疚感。中國人的壓抑，卻更多面也更複雜。就算沒有官方禁止，多數人可能也不願去揭一個可能牽扯到自己道德責任 (甚至罪咎) 的瘡疤。

這也是為什麼多數在西方出版的文革回憶錄，讀來讓人難有滿足與信服之感的理由。在極力將自己刻劃成為無助受害者的寫作角度下，這些作者所製造出的，只是涕淚交零的煽情之作，卻絲毫未能觸及文化大革命複雜的核心與質地。我無意指控這些作者有說謊的嫌疑，他 (她)們其實真心相信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受害者，也正因多數人都像這些作者一樣，真心相信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受害者 (而不可能是迫害者)，文革的自省與記憶，才更有它的急切性。

因為，歷史傷痕的自省與記憶，旨不在指派罪咎，卻在強調集體的道德責任，也就是神學家漢秀 (Abraham Joshua Heschel, 1907-1972) 所說的：「有罪的是少數，有責任的卻是全體。」如果無法在個人與集體的層面上承擔那份道德責任，不但歷史的傷痕無法痊癒，歷史的暴虐亦不能終止。

上星期，正走訪中國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肯恩 (Roger Cohen) 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鬆動」 (Chinese Openings) 的文章，描寫重慶政府在人民請願下，竟然放棄新的建築計劃，保留並重修573位在文革中喪生者的墓園。肯恩認為這是一項意義極大的發展。他十分樂觀地寫道：「傷痕漸被時間治癒的中國人民，期待著更多的開放。」

我當然希望肯恩的預估成真。記憶是人文精神的基石，不能被永遠的壓抑。國族亦然，在歷史的情感包袱未被徹底清理前，向前邁進的腳步，也永遠會因那沈重腳鐐的拖累，而舉步為艱。

(世界周刊, 2010-2-7)   

在沸騰的民怒中，受美國國會質詢的四大銀行總裁，本該受到媒體舖天蓋地的報導，卻因海地大地震的突發，而得以逃脫。然而，慶幸「鋒頭」被搶的，卻也不只是這四位華爾街的肥貓。對谷歌事件措手不及的中國政府，也偷偷地大口喘氣，趁機潛伏。中國的官方媒體，突然對那個與台灣有邦交的加勒比海小國，生出濃厚興趣，一致大幅報導海地以及地震災情，卻對谷歌隻字不提。

上星期，谷歌突然宣佈不再屈從中國政府屏蔽搜索的檢查政策，並以撤離中國做為威脅。此舉在世界各地引起強烈反應。中國之外一片叫好之聲，長年在不合理政策下營生的外商，似乎都在谷歌強硬的態度裡，為自己的挫折找到了發洩的快感。中國民間反應不一，有到谷歌辦公室獻花以表支持的年輕人，也有不管怎麼樣都支持政府而叫洋鬼子混蛋的人。

我應該把自己算在叫好的人口之中，但令我雀躍的，並不是中國政府被人公開打的一個巴掌，令我雀躍的是，在長遠的視景裡，谷歌爭議，絕對是一件對中國有益的事。因為，無法從內部滋長的社會改革，有時必須仰仗外力的觸發。中國民航安全政策的徹底革新，是一個例子。谷歌事件，也正可能是這樣一個醞釀改變的契機。

我無意為谷歌加上道德桂冠。雖以「反資訊檢查」的道德名目掛帥，谷歌撤離中國的決定，當然混雜著商業與經濟的計算。倒底，2006年第一次進入中國市場時，谷歌曾經同意屏蔽檢查的條件，雖然那是基於「少勝於無」的求全妥協，但這「為虎作倀」的決定，已使谷歌失去了道德的純淨。這當然也並不代表「知過能改」的谷歌完全沒有道德立場，但在摻雜各樣因素的複雜情況下，誰是誰非的指派，早已不能產生任何有建設性的結果。比較有用的著眼點，反在鼓吹此事的妥善處理，期盼一個雙贏的結果。

谷歌事件的最大效用，在其時機──一連串囂張的國際行為之後，谷歌適時地對中國政府我行我素的態度，發出當頭棒喝的一撃。過去幾個月，中國在國際間所表現出的傲慢，已到了令人憂心的程度。從法蘭克福書展、哥本哈根高層會議、劉小波審判、到澳大利亞及棕泉影展，罔顧國際視聽且唯我獨尊的中國，像一個跋扈的惡霸，處處要求他人對己唯命是從，卻拒絕遵守他人制定的國際規則。西方批評中國，是干涉內政，中國卻可以理所當然地去干涉他國的文化活動 (如放映達賴喇嘛紀錄片的影展，或是邀請異議份子的書展)。對於國際事務幾近「音盲」的中國政府，誤以為其他國家也和自己的老百姓一樣，可任其操縱控制，有恃無恐的心態更使他們認為，外商會因為廣大的市場力，而永遠屈從任何索求。谷歌的行動，出奇不意地戳破了這幻想的泡沫。而外商對谷歌的公開支持，更顯現出他們的不滿已達臨界點，誰將是下一個「受夠了」的谷歌？

所以，谷歌事件是一個醍醐灌頂的警鈴，直接挑戰著中國政府「只開放經濟貿易，而不開放價值制度」的模式。在資訊全球化的氛圍裡，一個半開半關的社會，能否有適足的競爭力？

近數十年來，中國在經濟上有著驚人的成就，但這些成就不但沒有培養出自信，反使政府更加沒有安全感 (有安全感的政府是不需要採取對外跋扈與對內高壓的政策的)，杯弓蛇影地封鎖資訊粉刷歷史。資訊的流通，必會顛覆政府嗎？加以鉗制，是為了實質的管制，還是在製造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懼？中國政府害怕的，是谷歌，還是自己的影子？

谷歌出人意料的決定，顯然使中國政府陷入了不知如何以對的膠著，海地大地震，適時地給了他們更多考量的時間。至少，中國政府並沒有習慣性地立即對谷歌提出激烈攻擊，這種沈寂，使人對可能良善的結果，多生一份希望。

最終，中國真正應該害怕的，並不是外來的谷歌，而是根植於內在的疑懼與偏執。

(世界周刊, 201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