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舅在 50 年代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和一些其他的右派份子一起下放新疆，在原始的荒漠中開拓新城市。下放前的女友與他劃清界線，他就一直未婚，六十歲才遇到比他小二十多歲的舅媽。

這些都是我們後來才知道的事情。兩岸四十年不通消息，直到1987 年，我安排舅舅舅媽到香港，我母親才終於見到了她唯一尚存的親人。而我也終於有機會認識母親口中那位傳奇的舅舅。

舅舅是神經科醫生，母親描寫他在醫學院讀書的時候，總在書桌抽屜裡放一個骷髏頭，沒事拿出來撫摸研讀，對於科學研究有十足的熱情與專注。他對真理也有一份不能或移的執著，所以會在五十年代的政治氣氛裡，說出「美國的盤利西寧比蘇聯的盤利西寧有效」那樣不識時務的話來。他所在乎的只有臨床實驗的數據，卻根本沒想到這言論裡「歌頌美帝貶低蘇聯老大哥」的政治隱意。這一句「錯話」也就成為他是右派的罪證。

我和舅舅兩人一見如故，立刻展開政治與哲學的辯論，毫無長輩晚輩的介蒂。也就是在這樣的對談中，他曾說：「文化大革命會的發生，我也有一份責任。」聽得我當場掉下淚來。直到今天，除了我的舅舅以外，我還沒有遇到任何一位自認該對文化大革命負責的人。連當過紅衛兵的人都相信自己是受害者，該負責的只有四人幫。反倒是我舅舅這位真正的受害者，表現出了如此的勇氣與擔當。

我的舅舅不是一個怨天尤人的人，相反的，在受盡種種政治苦難後，他依然信仰並未善待他的社會主義，更身體力行地把國家社會的福祉放在個人之上。人人求調大城市時，他卻自認在新疆更有用處，而多次主動放棄回到上海的機會。我那年輕賢慧的舅媽，也只能抑制自己想家的心情，支持丈夫幾近愚昧的理想。

中國開放之初，眾親友索求物資援助的聲浪中，舅舅是唯一的沈默者，一身傲骨的他，甚至多次拒絕我們主動提出的物質協助。多年來，他對我的唯一要求，也只是為他收集西方醫學研究的資訊與成果。他那時致力於疼痛研究，涉及人腦處理神經訊息的問題，所以廣泛地牽扯到左右腦以及語言功能的領域。新疆給了他收集少數民族數據的地利，他的研究對象因而有著與眾不同的多元。我那時也因為兒子天生的語言障礙，而勤讀有關人腦功能與語言學習的各種文獻，對於舅舅獨特的研究成果自然大感興趣。比如，他認為左右腦的功能，其實受著語言制約，所以沒有絕對性可言。他以中風病人為例，說明西方病患完全失語而中國病患卻只局部失語的現象，是來自語言本質的不同，西方以語音為主的語言屬左腦功能，而圖象與語音兼具的中文，卻要求左右並用。

在沒有網路的年代，舅舅將我郵寄去的西方醫學雜誌視為至寶，他亦善用材料而研究有成，不但有論文在西方發表，更曾受邀到美國開會演講。靠成那份真誠的知識份子的使命感，他才能在惡劣的客觀環境與不公平的政治鬥爭中，數十年如一日地勤力工作，並對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生出切身的責任感。

他一生剛正清廉，因為嚴禁醫院收賄，而引起單位員工不滿，最後竟遭到暴力威脅。為了家屬的安全，他不得不退休回到上海。

上次相見，我卻第一次在他身上看出了消沈與幻滅，也第一次從他口中聽到憤世嫉俗的言談。消費主義的猖獗，暴富與清貧間醜陋的對比，使他突覺自己的一生，可能只是一個荒謬且過時的笑話。我這位不曾被任何政治風浪擊敗的舅舅，竟然迷失在進步繁華的上海。像他這樣的人也許是過時了，社會主義可能也不再是中國問題的解答，然而他那全副毛裝、踟躕於光鮮摩天大樓間的身影，又載負了多少歷史的反諷與滄桑？

(世界周刊, 2009-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