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心理學似乎相信所有的不快樂，都可在個人童年的經驗中找到根源。所以我常開玩笑地對人說，如果躺在心理醫生的皮沙發椅上，我所分析出的「問題」，大概都和自己的身高有關。

我的身高，在現今的中國或美國，都是可以混入群眾而不被注意的高度，然而在上世紀體型偏小的台灣人中間，172公分的女孩是絕對引人注目的 (而我又早在十二歲就長成了這樣的高度)。我們通常以為只有矮小的人才有自卑感，殊不知高個子也有他們的自卑，尤其是在一個對「不同」沒有太大包容力的社會裡。

在學期間，我因為比同學的平均身高高出十幾公分，所以從來「不准」參加任何「團體」表演活動──如舞蹈、合唱、行軍等。被拒的方式亦毫不婉轉，老師理所當然地宣佈，我高出的一個頭，絕對會破壞美感。這是摧毀青春期女孩自尊心的最有效方式，屢被認為有礙觀瞻，她們當然認定自己是世界上最醜之人。偏偏我的母親又對高大女兒是否嫁得出去的問題，表現出過份的焦慮 (我們千萬不可小看這種焦慮，要知道，纏足那樣可怕的惡習得以在中國保存千年，所仰賴的，就是母親害怕女兒找不到婆家的恐懼)，所以，成長期間，我不僅對外貌體形「自慚形穢」，更堅信「老處女」是自己註定的命運。

仍然記得日日在公共汽車上必須面對的被瞪視的三步曲：看客先對我快要碰到車頂的高度表現出張口結舌的驚恐，然後快速地將目光移向我的腳底，寄望在一雙三吋高跟鞋上找到合理的解釋，當他們看到的只是一雙平得不能再平的鞋子時，再度回轉到我臉上的目光，就顯出了毫無保留的不可置信，甚至還有一些同情。

說起高跟鞋，那又是我經常要面對的屈辱。走進鞋店，不必瀏覽漂亮的陳列貨色，卻只能要求店家拿出店裡最大的鞋子，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連那最大的一雙亦不敷使用。在崇尚小腳有千年歷史的文化裡，無鞋可適的大腳，只能叫人羞得無地自容，怎能有任何自我美好的感覺？同理，在不准試穿的交易行為裡，我早早就放棄了買到成衣的希望。我至今仍對逛街購物一無興趣，也許就是源自這些無物可購的慘痛經驗。

所以，我到美國後所感到的如魚得水的適然，與崇洋無關，只是生平第一次感覺正常。風水輪流轉，我那些時髦嬌小的朋友，到了美國只能逛童裝部，我卻處處找得到合身的衣物。而我的身高，也不再是一種畸零，甚至偶能贏得讚賞。我曾有位又矮又胖又從未見過中國人的美國室友，第一次見面就以充滿欽羨的眼光，仰著頭對我說：「我真希望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然而，最近的奧運會，卻勾起了那些不愉快的舊時記憶。開幕式裡身高體重幾乎雷同的千人共舞畫面，引發我對「整齊畫一」的新仇舊恨，那專制的單一美感，堅持依照尺寸劃分人群，而我自知必屬不符標準的被拒者。接著，又有國歌演唱的「對嘴」事件發生，一個七歲的女孩竟被判定長得不好而不准出面，於此，我的不平，也就超越了客觀的正義，而溶入了來自個人經驗的憤慨。

那天在公共廣播電台裡，竟聽到了另一位女士的類似經驗。她小學時，被校方認定長得太醜，而不准參加與法國筆友通信的活動 (只要牽扯到外國，中國人就不由自主地陷入「形象」情結)。看來，中國社會裡被拒絕的女孩比比皆是，多到可以成立互助互憐俱樂部。

而我們這些被拒絕的女孩，卻也要身處另一種文化之後，才能在曾經拒絕我們的集體標準之外，找到個人的價值。逐漸撿回的自信心也使我們終於了悟，不美的其實不是我們，不美的是只有一種審美觀、並硬把個人當成零件去裝飾那單一美感的社會。(世界周刊, 200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