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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五四運動   由70週年座談會~五四運動90週年回顧   張鳳

上面的相片是20年前﹐一群知己師友﹐為慶祝五四運動70週年座談會~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聚會廳座談後, 我特別提議合照~在哈佛大學東亞系的大理石階前﹐效果雖未臻完美﹐但終於留下珍貴的紀念﹐為哈佛大學華裔文化﹐平添集體豐盛的潛意識。當天的主持人柯慶明教授﹐因事匆匆先行離去﹐因而影中人不見他。前右起﹕王德威﹑張鳳﹑陸惠風﹑卡哈爾﹑劉禾﹑蔣義斌夫婦﹑孩子﹑二排右起趙小中﹑林同奇﹑范伯雄﹐趙如蘭﹑胡穎﹐三排右起杜維明﹑劉笑敢﹑卞學 鐄﹑樓宇偉﹑吳文星。趙如蘭教授﹕是哈佛大學首位華裔女教授，中國音樂史﹑中國演唱文藝研究專家。卞學 鐄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的名教授是國際工程力學和航太工程方面備受贊譽的權威。杜維明教授﹕曾擔任哈佛宗教研究委員會主任﹐哈佛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系主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榮膺哈佛大學哈佛-燕京中國歷史及哲學與儒家研究講座教授。王德威教授﹕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和比較文學研究所，曾榮膺哥大丁龍漢學講座教授﹐並兼兩任系主任。哈佛東亞系終於能邀得他再度回來任教﹐擔任漢德昇中國文學講座教授。 陸惠風教授﹕曾在哈佛任教的劍橋新語社創辦人﹐以經濟制度史和思想史見長。林同奇教授﹕原任教復旦﹐北京外國語學院﹐後哈佛費正清中心﹐哈燕社等研究員卡哈爾博士﹕哈佛大學博士。新疆人士。樓宇偉博士﹕MIT 博士﹐工程師。劉笑敢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後出任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院哲學學部主任。吳文星教授﹕曾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台灣史專家。劉禾教授﹕任教柏克來加大和哥倫比亞大學現代文學專家﹐得過不少書獎。范伯雄教授﹕原復旦大學經濟系教授﹐哈佛燕京學社早期訪問學者蔣義斌教授﹕曾掌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儒家與佛教歷史與思想學專家。柯慶明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臺灣中國文學系教授、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文學史、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與美學學見長柯慶明教授﹕國立臺灣大學臺灣中國文學系教授、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文學史、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與美學學見長

現在竟然要慶祝五四運動90週年了﹐人生如白駒過隙﹐20年彈指而過。五四那天我也在同一地點﹐主持了一場儒學和文化研討會﹐人事已不同。喜好文學史﹐暫不論當時社會新舊雜陳﹐多聲複義的啟蒙影響和引發的辯証﹐我想引用寫了《被壓抑的現代性：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王德威教授﹐最近就“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談話﹐ 說得好﹕

[作為文學史工作者、學生，在“五四新文學運動”過了九十年之后，我們看待中國現代文學性的方式應該拒絕化繁為簡，而應“化簡為繁”。五四運動的興起，在當時以及之后几十年有巨大的號召力和魅力。我刻意使用“魅”字是有理由的。我們都說“五四”是一個除魅時代，但我恰恰覺得說“除魅”太簡單了，這是一個有魅力的時代，讓大家一下子陷了進去——我們就是新青年，我們就是要革命和啟蒙——這是一個新的神話的開始。所以，它一方面“除魅”，另一方面帶來新的“魅”，我覺得這是“五四”之所以如此迷人的原因。也正如此，我不會中斷對“五四”的研究。回到剛才那句老話，“化簡為繁”，你如果真的承認“五四”給我們的遺產如此丰富的話，那就不要避諱“五四”複雜的來龍去脈。不用把傳統和現代的對立簡單一刀切，“五四”那一代文人受到的傳統訓練比我們丰富太多了，所以我希望在晚清和“五四”的銜接上做出更複雜的描述。五四”之所以在三四十年代之后，變成一個那么有魅力的東西，我覺得和后來兩個重要論述有關。“五四”本來有很多的方面，但最后被凝聚成兩個論述：革命和啟蒙。尤其是革命論述，后來聲音越來越強，成為救亡的話語，以至于把“五四”的複雜面向給遮蔽了。我們今天既然要討論“五四”的重要性，不見得要沿用“五四 ”之后簡化的話語來定義“五四”，而應該真正承襲“五四”眾聲喧嘩的精神，那才是我們應該去想象的“五四”。當我們談“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時候，應該記住當時還存在著“五四”舊文學實驗和實踐。我覺得“五四”給我們的精神號召除了“啟蒙”与“革命”，還有“抒情”。“抒情”這個詞太容易被誤會，特別在大陸傳統中，“抒情”很容易和小資、頹廢、唯心、布爾喬亞聯系在一起。但我恰恰要說，“五四”到今天還能感動我們的話，不是理念化、量化的東西，“革命”和“啟蒙”都有一個“情感”的驅動。我們為什么要對“五四”的抒情性那么害怕呢？“抒情”是我們的文化遺產，“發憤以抒情”是屈原傳給我們的，但抒情的傳統在中國傳統文學中的複雜向度被遮蔽了。正是“抒情”，讓“五四”青年不顧一切走向“革命”和“啟蒙”，革命在當時可是很時髦的事情。几十年來，我們的評論家只是狹義地迎合了十九世紀西方對“浪漫主義”的定義，而忽略了中國兩千年歷史中复雜歷史情怀和社會抱負的抒情性。“五四”中有抒情傳統，這肯定會有很大的爭論，但今天講“五四”，講“五四”和晚清不一樣的地方，我覺得就是“五四”時代的這群新青年重新讓抒情的複雜向度迸發出來，這是晚清看不到的。所以到了今天，不妨把抒情的傳統予以復興。當我們談“五四”的時候往往指向精英階層的實踐，那在普通市民那里呢？我覺得，“五四”時期在市民中流行的俗文學被忽視了。“五四”的“魅力”也許說得是“五四”中情感性的東西，而不只是我們一直說的 “啟蒙”与“革命”。其實俗文學也是“五四”的發明，是文學走向民間的重要方面。“五四”駁雜的面向，使其不僅啟蒙了精英階層，也啟蒙了小市民。“啟蒙”這么宏大的字眼到了市民階層、江南文人那里，就變成鴛鴦蝴蝶派的《啼笑因緣》、《金粉世家》。通俗文學中的啟蒙意識是存在的，它扮演了一個“緩沖區”的角色。新的東西來的這么急、這么快，這些普通市民如何去接受？他們很可能會誤讀，也可能造成很有趣的偏頗。這些都可以理解。但同時，有一群文人，他們的確沒有那么新的思想，也沒有那么大的抱負，但他們用一种折中的觀點，提出了對“五四”想當然的見解和看法，然后又販賣給一般小市民，這里面產生了非常复雜的“接駁”現象。這個“緩沖”的作用其實很重要。有人說“鴛鴦蝴蝶派”有什么好看？張恨水是從南方來到北方的文人，他之前做過記者，他從南方來到北京這樣一個城市，大開眼界，但有多少人把張恨水的《春明外史》看成是北京文化地圖導覽？《春明外史》描寫“五四”前后北京城的面貌。你可以想象一個四川成都的讀者，通過這個小說想象北京有一個這樣的運動。這個意義上，俗文學就是一個“緩沖”，“緩沖”可能不是精英階級本身想要傳播的，但經過這些市井文人再詮釋之后，他們讓變革不那么劇烈，讓這些改變變得理所當然、習以為常。比如離婚問題、女性獨立問題，都在《金粉世家》里有講述，小說描述女性獨立找出路的可能性，但又不像新女性那樣決絕。這是新舊价值的互動，探究如何去落實，這是“鴛鴦蝴蝶派”一個很大的貢獻。它的結果未必是“五四”激進精英所真正希望的，但面對社會巨變，“鴛鴦蝴蝶派”給中國人提供了精神上“緩沖”的慰藉。他們可能看不懂《狂人日記》，但通過《金粉世家》、《啼笑因緣》，可能對“什么是這個時代”有所了解。這就相當于今天的傳媒所扮演的角色。“當年我寫《被壓抑的現代性：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時，是有一個策略性目標的。那個時候，我正在做晚清小說研究。經過多年的閱讀，我了解到，晚清小說的丰富和駁雜遠遠超過我們在教科書上的認識。我們的文學史，以前過分地講究一以貫之、單線式的發展模式。所以，按照這個邏輯，晚清就是一個分崩离析、頹廢、衰敗的時代，以此襯托“五四”是一個平地一聲雷、風起云涌的時代。對于簡單、線性文學史的看法，我刻意提出歷史的起承轉合﹐也許不像我們想像的是突變、戲劇性的，這是我做晚清文學研究的動機。 我相信，在原來文章的論述里我并沒有刻意地說，因為有了晚清就貶低了“五四”的意義和歷史關鍵性位置。談晚清的重要性，不是來刻意貶低“五四”的貢獻。 經過整個二十世紀對史學觀念和歷史經驗的理解后，我們在1990年代末可以放開胸懷去看待所謂中國文學現代性興起過程中的各种坐標。我至今一再運用空間式的想象坐標，刻意与傳統史觀中簡單線性思維作一個對話。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到今天我會強調當時那篇文章辯證的複雜性。 但是，盡管有方法論的依据和整個歷史史觀的變化，但“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在當時甚至至今依然具有挑戰性。我認為歷史學有其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