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最近刊登過一篇專文，報導日本「女侍文化」 (hostess culture) 在蕭條經濟中依然蓬勃的現象。據報導，以「女陪侍」為賣點的「歡場」門庭若市，鴻圖大展，也使得「女陪侍」一躍而為熱門搶手的職業。

「女陪侍」泛指在歡場為男人提供娛樂的女人，原則上，她們並不從事色情交易， 只以倒酒、 陪酒、唱歌、聊天、調情、奉承等其他的本事侍候男人。然而「賣色不賣身」的一線之隔，卻不可能永遠保持清明，把持不堅的個人，會為金錢的誘惑跨越界限，有競爭壓力的業者，更會為招徠生意，而鬆弛顧客行為的底線。女陪侍捲入性交易的情況，恐怕不在少數。

紐約時報的專文除了以經濟現況解釋「女侍文化」的興盛之外，並同時提出文化的詮解。作者認為，日本女性對「女隌侍」的行業趨之若鶩，並非全是出於養家糊口的動機， 而是因為這一向被社會鄙視的行業，在媒體的打造下，已沾染上了新的光澤。叫座的電視節目不僅刻意呈現女陪侍亮麗的形象與充滿魅力的生活，更不遺餘力地鋪陳她們由平凡轉至華麗的「灰姑娘」的故事線索。在這樣的敘述裡，「女陪侍」不再是「藝伎回憶錄」所描繪的因生活逼迫而操持的行業， 卻成為了女性為圓金色夢想而主動選擇的生涯規劃。以此，作者暗示著某種道德成規的轉移，也就是我們慣稱「笑貧不笑娼」的價值觀的形成。

 如是的分析，看似合理，卻也令人感到不安，因為它的經濟框架，一面倒地集中在「供應」一方，卻對「需求」的另一方隻字不題，徹底勿視了經濟學101裡「供求」互動的架構。作者所強調的女性積極投入女侍行業而造成「供應量」的增加，如果沒有男性同量的對女陪侍「需求」的增加，又如何能有蓬勃經濟現象的發生？更不幸的是，這種只重「供應」而漠視「需求」的分析，不僅只是架構的有失完整，更造成了責任分配的錯覺，好像，日本「女侍文化」的新興，完全是由女性推動，卻與男性無關。

研討「女侍文化」的經濟架構，必須包括男性。在女陪侍之外，我們更應檢視男性消費者的經濟行為與心態－－在經濟蕭條中，男人為什麼仍然願意支付巨額，以購買穿著性感並甜言蜜語的女侍的服務？在有長遠「藝伎」傳統的日本， 這可能才是真正的關鍵問題。

此外，要徹底了解「女侍文化」的「新興」，我們更不能不討論日本女性一向低下的社會地位。日本不但屢受「世界反女性歧視協會」(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的批評，日本女性「性別權力指數」(gender empowerment index) 的排名，也落後於所有先進國家，2008年更從42降到58。就是在經濟景氣時，日本女性的就業機會也極端有限，在男性統籌一切的企業界裡，擁有哈佛大學MBA學位的女性，都只能擔任裝飾功能多過實際權力的祕書職位，更不用說沒有大學學位的女性。所以，女性在經濟蕭條期間，一窩蜂地投入女侍行業，倒底是出急切與不得已，還是出於作者描述的「鍍金」心態，值得更深入的探討。

色情事業，舉世皆有，「女侍文化」卻在日本及亞洲的其他國家特別盛行。比較起來， 美國花花公子俱樂部的兔女郞，或是踩著滑輪的「呼特女」(Hooters)，反而有著幼稚園生一樣的天真了。西方記者也常對「美女」在亞洲商業儀典中無所不在的現象納悶：新品牌推出、新建築落成、新餐廳開幕，為什麼總要有一群道具似的女人陳列現場以增加視覺效果？

  然而，此種「物化」女人將之「用」做擺飾器皿的傾向，也正是「女侍文化」之後的心理暗流。不管紐約時報的記者如何應用文化新象的詮釋，女陪侍仍然只是二十一世紀的新版藝伎，受著完全相同的性別政治的統治。

(世界周刊, 2009-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