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一生都非常窮困潦倒。在王安石變法的政治鬥爭中﹐他三番兩次的被貶謫到偏遠的地方﹐最遠還到了今日的海南島。但是﹐終其一生﹐他卻是一個徹底快樂的人。

    他的詩文所表現出的喜樂及趣味﹐在中國文學載道沖沖的傳統中﹐閃現出愉悅的靈光﹐照耀在他身後一千年的讀者心中。這份因達觀而生出的快樂﹐數遍古今中外的藝術傳統﹐可與比擬的﹐大概也只有莫扎特的音樂及莎士比亞的戲劇。

      朝雲曾說他是「一肚子的不合時宜」。其實﹐這句話正點出了蘇東坡一生的命數：一個詩人卻被捲入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鬥爭之中。但是﹐蘇東坡所不同於其他失意於政場的文人之處﹐則在於這樣的命數並沒有使他變成怨怒滿腹﹐專寫充滿酸氣與自憐的文章。相反的﹐正因為他與生俱來的快樂內涵﹐他卻能在每一次政爭失敗的經驗中﹐意外地發現自己內在的新領域。貶到窮困的黃州時﹐他在山水中找到了無盡的安慰﹐且因生活困頓﹐而開始犛田耕作﹐成了一個十足的農夫。對他而言﹐這並不是一種妥協﹐而是對自己內在的開拓與成長。只有一般修維的人﹐ 到了窮鄉闢壤之處﹐在自己悲情與委屈的籠罩之下﹐除了牢騷滿腹﹐那裡還見得到任何山水之美。蘇東坡卻瀟灑地說﹕「山水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 他的文字中因而沒有任何不平的酸氣﹐卻只有成為了「山水主人」的欣喜。

    對於自己由高官忽而成為一介農夫﹐他亦毫不為意﹐反而因有機會接近大地與百姓﹐而有說不出的興奮。而他這個農夫的角色﹐卻也演得精采極了﹕他經常「芒鞋竹杖」而出﹐或乘小舟與漁樵為伍﹐或在街市與醉漢推搡相罵。而他對於自己能這樣不痕跡地混入群眾﹐竟也洋洋自得﹐他說﹕「自喜漸不為人識。」

    蘇東坡這種「苦中作樂」的生活方式﹐與一般苦行僧接受苦鍊的心態又是不一樣的。他的性情中包藏了太大的對人生情趣的味口﹐使他徹底地肯定人世間所應有的一切快樂。他雖樂與僧道為友﹐也曾專注地煉丹修道﹐但他終不可能「羽化」出家﹐因為他性情中雖有佛道的清逸﹐卻不能放棄人世的繁華﹐更不能四大皆空地擁抱清淨的佛道世界。

        他曾說﹕「無竹使人俗」﹐卻又立即現實地想到﹕「無肉使人瘦」。若要「不俗」且「不瘦」(兩者同樣重要) ﹐只好天天吃蘇東坡最愛的「竹筍炒肉」。他幽默地調侃者自己性格中互相矛盾的兩極。為要不俗而變瘦﹐或要不瘦而變俗的偏激﹐都不是他的性情。天天快樂地吃「竹筍炒肉」才是他生命的旨趣。

         而他所謂人世的繁華﹐卻也不是奢華的享受﹐一切全在乎於「趣味」。蘇東坡最令人折服之處﹐就在於他能看出別人看不出的美景﹐翻作得出別人「有料無才」的菜餚﹐享受得到平常人事中的情趣。他曾就地取材﹐編出了不少精采的食譜﹐全無奢華﹐只求味美。

      他後來覺得自己越來越像陶淵明﹐也對陶淵明也佩服地不得了。在對田園樂事的賞心悅目中﹐他甚至於認為失去物質享樂的人﹐才是有福氣的人。他在自己的牆門上寫了三十二個字﹕「出輿入輦﹐蟨痿之機。洞房清宮﹐寒熱之媒。皓齒蛾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濃﹐腐腸之藥。」認為過份的物質享受其實是有傷性靈的。

       蘇東坡宏大包容的性格﹐不僅表現在他對萬事萬物的惺惜﹐更也表現在他對人事的深情。他一向嫉惡如仇﹐邪惡對他來說是「如蠅在食﹐不吐不快」。但他對邪惡的仇恨卻是對事不對人的。攻擊完一件惡事之後﹐他對曾行惡事的人﹐卻能徹底地寬容﹐完全不計前嫌﹐甚至能珍重那人其他足以稱道的德行。就拿王安石來說﹐他是蘇東坡的頭號政敵﹐蘇東坡激烈地反對於王安石的新政﹐他認為新政只能「富國」﹐卻不能「富民」。他所關切的是百姓的生活﹐而不是王安石所要的「富國強兵」。他對新政的措施﹐感覺正是「如蠅在食」﹐所以攻伐地無微不至。但他對王安石卻一直是十分敬重的。王安石死後﹐他還寫了極其感人的悼念文字。另一位他在政壇上的對頭﹐則是將他放逐多次的章惇。章惇後來失勢也同遭到被放逐的命運。蘇東坡聞此訊時﹐「驚嘆彌日」﹐對於章惇年老而遭此命運﹐生出無限的同情。他馬上修書給章惇的女婿及兒子﹐表示他的慰問之意。信中他談到自己放逐的經驗﹐並正面鼓舞章惇﹐預言他將可安然度過難關﹕

      「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已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

      完全是一派真誠﹗若無蘇東坡的達觀﹐這樣的書信只會顯得矯飾。

      蘇東坡一生有二妻一妾。元配王弗二十六歲病逝。他後來又娶了王閏為妻﹐並納朝雲為妾。傳說中﹐蘇東坡一生中最愛的女子其實是他的堂妹﹐兩人因為同姓﹐不能有婚約的希望﹐但是蘇東坡卻一生未忘此情。得到堂妹去世的消息時﹐蘇東坡躺在床上﹐哽咽抽搐多時﹐悲傷到不能起床見客。

      朝雲卻是蘇東坡一世的知己﹐在王閏去世之後﹐隨蘇東坡流放異地﹐一直隨身照顧他。但是蘇東坡對妻子必然也是有深情吧﹗不然他怎能寫得出我們都熟知的這首小詞﹖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多年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行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崗。」

      這是蘇東坡在妻死後的第十周年寫的。

      文學史上常有「天才」與「用功」兩個元素的長論。在中國文學的傳統中﹐我們喜愛「天才」﹐但卻崇拜「用功」。這裡的「用功」還不只是讀書修業﹐更包涵了人格的修維。而人格的修維又通常是以儒家的價值做為界定的標準。我們說李白是「詩仙」﹐杜甫是「詩聖」。李白是個純粹的天才﹐我們雖疼愛李白這個永恆不老的仙童﹐但是在正襟危坐瞻仰起來﹐對象卻永遠是人格崇高的杜甫。蘇東坡在李杜的兩元模式中﹐恐怕是比較接近李白吧﹗雖然他宦途的不順與杜甫相似﹐兩個人對逆境的超越﹐卻似乎走了不盡相似的路徑。所以文學史上對蘇東坡天才式的詩文﹐評價並不永遠是高超的。有的批評家認為他文字的控制不夠﹐甚至有人認為王安石的詩文是在蘇東坡之上。

       蘇東坡的詩文因為真誠﹐有時顯得過於直接。又因情深﹐有時顯得文弱。對他詩文的品鑑﹐也就是個人品味的問題了。

        然而﹐蘇東坡和王安石卻的確是當代的兩個極端。王安石是「用功」的極致代表。他做詩文﹐苦心經營得不得了。念起書來廢寢望食﹐不修邊幅﹐但是卻混身散漫著緊張與不安。蘇東坡卻是緊張與不安的反面。他豪放自然﹐完全沒有讀書人的傲慢﹐也許他並不把學問看成是多麼了不起的事情﹐他敬重的是會生活的人。因此﹐蘇東坡面對正經八百的王安石﹐時時有捉弄他一下的念頭﹗他們兩人之間也有一些笑話流傳下來﹕當年王安石研究字源學研究得有些走火入魔﹐牽強附會之處﹐比比皆是。有一天﹐蘇東坡實在控制不住自己的頑皮之心了﹐他向王安石請教了一個字源上的問題。他問王安石為什麼「鳩」字是由九鳥二字而成的。王安石抓破了頭皮也想不出來。蘇東坡說﹕「我其實知道﹐詩經上不是有《鳴鳩在桑﹐其子七兮》這一句嗎﹖七隻小鳥加上父母不就是九隻了嗎﹖」又有一次﹐王安石又大放厥辭﹐他說「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因此「波者乃水之皮也」﹗ 蘇東坡立刻反問﹕「「波」若為「水」之「皮」﹐則「滑」必為「水」之「骨」了。」

     這樣的戲弄必定會使毫無幽默感的王安石心存懷恨。後來蘇東坡屢遭貶謫﹐也正是這位拗相公報復的手段。

     蘇東坡一生與子女維持著非常親密的關係﹐並不是遵循倫常所要求的「父慈子孝」那種過於客氣的相互對待﹐而完全是一種自然的感情流露。他的三個兒子詩文十分平常﹐沒有遺傳到前一代三蘇那樣的風采。對此﹐蘇東坡卻從未有失望之意﹐因為他真正在意的不是兒子的成就﹐而是父子之間的真誠感情。長子蘇過一直跟隨老父﹐與他共同度過悠長的流放歲月。正因為他能超越一般父母「望子成龍」的枷鎖﹐他才能無條件地疼愛他的子女﹐不論個人的資質與成就。

      蘇東坡在四十歲的時候﹐朝雲為他生了一個兒子﹐孩子生下三天舉行慶生典禮時﹐蘇東坡寫了一首詩﹕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從小就羨慕我姐姐的名字：是蘇東坡的蘇﹐白居易的白﹐宇宙的宇。我雖沒有那麼了不起的名字﹐卻總以與蘇東坡同姓為榮。幾年前﹐父親把家書抄給我們﹐家書竟赫然宣稱我們是蘇東坡的後人﹐明末避兵難時﹐由四川眉山順長江而下﹐定居於湖南洞庭湖畔的益陽。老家祠堂裡還供了一塊蘇東坡的硯台。一讀之下，我自然虛榮地飄飄然起來。其實﹐這也許只是撰寫家書者對名人的附會﹗就在飄然之際﹐我幾乎可以看到矮小的蘇東坡正撚著鬍鬚﹐搖頭笑我虛榮。然而﹐他的笑意慈善﹐了解的成份絕對超過遣責的成份。

(選自《禁錮在德黑蘭的洛麗塔》，台北立緒，北京三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