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 (Peter Drucker) 在討論薪資結構的問題時，經常引用心理學家何索伯 (Frederick Herzberg) 的「激勵理論」(motivational theory)，他以「衛生條件」(hygiene factor) 與「激勵因素」(motivational factor) 兩者間的區分，來解釋薪資酬勞對員工工作表現的影響。所謂「衛生條件」就是一個「人不生病」的環境所需要的最低條件，這是企業組織在應對上必有的消極措施，「激勵因素」卻是指可以激勵員工勤力表現的要素，有著較為積極的指向。然而在促進生產力的效用上，德魯克認為薪資只是「衛生條件」，卻不是「激勵因素」，換句話說，薪資是維持員工士氣的必需品，但卻不能激發出與薪資增額成正比的工作表現。

這種論調一方面強調著薪資底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刻劃出了薪資在刺激生產力上的限制。在所有的「衛生條件」俱被滿足後，薪資的增加也無法激發出員工更佳的工作表現，企業管理者必需仰賴薪資以外的其他的元素──如良好的工作環境、有趣的工作內容、和諧的職場文化等。

此理論中「金錢用途有限」的結論，幾乎可以直接移植到個人生活的層面，用之演繹出個人財富與快樂間類似的非線性對立，套用德克魯的理論，我們也可以說個人的財富是造成快樂的「衛生條件」，卻不是「激勵因素」。

「金錢不能購買快樂」的說法，已是陳腔爛調。現世的宗教，教導人們捨棄人世的榮華富貴，以追求精神上的平靜與快樂，更激進的觀點，甚至將財富視為快樂的阻礙。然而，誰都無法否認財富與快樂之間，並不只有逆反的關係存在。在快樂的追求上，財富並非全然的無用， 但也非全然的有用。人需要財富滿足基本需要， 這是「衛生條件」的效用，日日憂心溫飽的人，當然無快樂可言。所以，快樂依然仰賴著某種財富底線。然而，底線一過，財富與快樂之間的關係就逐漸淡漠，更多的財富，不但不必然能造就更多的快樂，反而有著相反的效果──財富越多的人，越不快樂。這可用彩卷中獎人的故事示範。根據歷史數據，多數的彩卷中獎者，不但沒有「從此過著快樂的日子」，反而有著極為悲慘的結局。金錢如同權利，最具腐蝕力，突降的金錢與權利，如突起的浪潮，無應對能力者，難逃滅頂的下場。

財富與快樂反向而行的現象，被社會學者稱為「伊斯特林悖論」 (Easterlin Paradox)。在全球經濟危機的陰影下，這樣的理論似乎有著獨特的啟發性。股市的狂跌，削弱了多數人的財產，「快樂指數」是否也必然如股市指數一般地南指？這也許正是應該記取「伊斯林悖論」的時刻，提醒自己，快樂不必然是與財富息息相關的。

更有社會學家執意要在集體的層面上驗證這樣的理論，北卡羅萊納大學的教授羅姆 (Christopher Ruhm) 就認真地地蒐集資料，以凸顯經濟不景氣的光明面。根據他所編纂的數據，經濟蕭條時，死亡率竟出現著整體下降的趨勢。失業率越高，意外死亡事件──交通事故、心臟病等突發病例──就越低。羅姆教授甚至為此做出具體的量化：失業率每上升百分之一，意外死亡就以 3900 件遞減！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 可能是失業率高漲期間，人們減低開車時間，並增加運動及其他舒緩身心的休閒活動，因此造成車禍及心臟病突發等事件的減少。

撇開這些奇怪的統計數字不談，經濟境況的突變，常是改變生命態度的契機。它使人們覺悟到財富的虛幻與不可恃，因而生出對生命重估的反省：真正能予人快樂的，不是金錢財富，而是家庭、友誼與公益。前者只是何索伯說的「衛生條件」，後者才是生命的「激勵因素」，只有真正的「激勵因素」能穩定人生，使我們在經濟蓬發時，不致於盲目地追逐財富，亦不致於在經濟不景氣的時節裡，因為財富的損失而將自己埋葬在憂鬱的深淵。

(世界周刊, 2008-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