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觀光、傳播與娛樂事業的催化下，偏遠的弱勢語言逐漸被主流語言取代。根據語言學家的預測，世紀結束前，世界現存的六千多種語言，將有90% 徹底絕跡。這不同語言數量的急速遞減，倒底是夷平溝通障礙的一種進步，還是泯滅人文記憶的喪失？

以語言統一為念的人必然相信前者，他們認為相異的語言匯流合一，便利資訊傳送，也有助於社會的發展進步。幾個星期前，我與一位印度朋友就談到了這個問題。我描述上世紀的九十年代，在同文同種的香港，自己必須以「書寫」方式與計程車司機交談的現象。她卻羡慕地說，中國至少還有統一的文字與眾所認可的「國語」，印度的語言不但紛繁，且背負著種姓制度的包袱，除了殖民者留下的英文之外，根本無法建立任何能被多數人接受的「共同語言」。也因這項語言隔閡的挑戰，她對印度漸興的經濟潛力能否修成正果，存著極為悲觀的態度。

如此說來，世界語言數量的驟減，既然便利人類的溝通與發展，應是值得慶賀之事了。然而，在「世界漸成一個村落」的潮流裡，質疑這種價值觀的聲音卻四處響起，而保存瀕危語言的努力，也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中展開。語言學教授哈里遜 (K. David Harrison) 在「當語言死去」 (When Languages Die, 2007) 這本書中，娓娓道出了瀕危語言為何需被保存的原因：「當我們失去一種語言時，我們所失去的，並不只是一套語彙與字句，我們所失去的是人類在悠長的世紀之中，對時間、季節、動物、花種、數學、地理、神話、音樂、未知、以及生活所做的思維。」

有雙語經驗、並曾對不同語言做過比較的人，大概都能了解這段話的意思。語言並不只是內斂的象徵符號，它亦彰顯著一個民族如何思索與組織萬事萬物的方式。比如，中文所沒有的英語動詞變化──表示時間的時態、表示主受格語態、表虛擬語氣的動詞格式，就顯示出兩種文化思考「行為動作」的不同格局。而做為西方哲學骨幹的 “be” 動詞，在中文裡卻可有可無，也暗示出兩種文化定義「存在」的不同取向。

思維的意義之外，語言更載負著情感的重量，它是個人──尤其是屬於少數族裔的個人──認同的基石。華爾街日報幾天前就有一篇專文，報導中國境內的滿族，在漢文化的籠罩下，如何發起重振滿文的運動。然而，像復興滿文這種逆轉時勢的語言運動，是否將成為干擾「進步」的阻力？倒底，有不少人像我的印度朋友一樣，相信語言的統一，是中國與印度這些發展中國家能否成功的關鍵。

但是，「獨尊」官方語言的策略，又真正能夠消除誤解達成統一嗎？歷史顯示的，似乎是相反的證據。以語言統一達到政治統一的途徑，永遠充滿著荊棘與陷阱。國民黨在台灣實行的「推行國語運動」是一個例子，中國在西藏與新疆的「漢化」政策，又是另一個例子。這些「統一」語言的努力，不但沒有促進了解與溝通，反而造成了更深的分化。世界政場亦然，強勢語言的普及，並沒有減少不同文化之間的衝突。所以，語言的隔閡，也許並不是引起衝突的真正原因，引起衝突的真正原因，是更基本的、人類對容異的無能。

語言的成長消亡，是自然演化的結果，也不是人力所能挽住的狂瀾。瀕危的語言，如果不復被人使用，就算保留下來，也只能是毫無生命力的文物。沒有生命力的語言，是否還能被稱為語言，又是否有被保留的必要？

對此，我沒有答案，也永遠充滿著矛盾。雖然徹底地信仰語言的自由演化，並反對任何政治與人為因素的介入，但在情感的深處，我卻無法不悲悼任何一種語言的消逝。那一頁人文記憶的湮沒，不但不是值得鼓吹的進步，反是值得悼亡的流喪。    (世界周刊, 2009-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