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讀到的報導，有大字標題，而且排在頭版。那時卻對「燒炭」兩字有說不出的困惑，明明是恐怖的死亡紀事，讀來卻像某種精緻的日本料理。後來聽人解說，才知是源起於香港，自殺的人先把門窗封緊，再在斗室中燃起炭爐， 不消幾分鐘，就人事不知。沒有創傷，沒有流血，是十分乾脆的了斷方式，也成為大都會人自絕方式的首選。要執行全家集體死亡，「燒炭」更是最有效率的方法。

可能是太有效率了吧！這類悲劇竟一發不可收拾，從數年前讀到的第一個報導起，每次回台，都碰得上數起如此的事件，不同的是，經年的反覆發生已削弱了新聞的聳動性，而由大字的頭條新聞，轉為小字的社會軼聞。

多數的案例都與經濟相關，當事人在破產的窮途末路裡，決心帶領全家走上不歸之路。我手頭上雖然沒有確切的死亡人數，卻清晰地記得某立委在兩年前提出的比喻。他說該年台灣因經濟困境而自殺的人數，超過了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的傷亡數字。那時，伊拉克的死傷數字已近三千。

令我低徊的是，這三千人數，包括了多少被迫伴隨父母走上黃泉之路的孩童？也因如此的思索，「舉家燒炭」的新聞總使我掉入哀傷的深谷，使我情不自禁地想像著那些孩童的最後時刻。對於將屆的死亡，他們有多少知悉與了解 ？在失去知覺的前一刻，他們心中充斥的是什麼樣的情感？是恐懼，是憂傷，還是接受？ 在大人善意謊言的欺瞞下，他們是否以為一切只是一場遊戲，可以輕易地被註銷還原？直覺也可能使他們猜到事情的真相，而做著徒然的抗拒？有的可能企圖逃跑，當他們絕望地撲打著緊鎖的大門時，父母卻漠地點燃了釋放一氧化碳的爐火．．．。

一件慘案裡的十五歲兒子，屍首趴在窗邊，放在窗櫺上的雙手，是他最後逃亡不及的手勢。而這悲涼的手勢，也使我在哀傷之外，生出憤怒。都十五歲了！為什麼不放過他呢？ 對於這位已稍具謀生能力的小孩，父母不放心的託辭，叫人難以信服。哀悼中，我多麼希望這位在炭火點燃後才敢企圖逃生的青年，能多有一份西方少年的叛逆，而少一份中國兒女的順服！也只有如此，他才可能存活。

這些隨父母一起殞滅的孩童，應被列入自殺還是他殺的統計數字？父母如果自殺未遂而倖存，是否應被受法律制裁？ (八十年代，美國加州一位因丈夫外遇而攜子自殺的日裔婦女，最後就因兒子淹死自己倖存而被控謀殺罪。)

在台灣層出不窮的報導中，我卻從未讀到任何對父母行為的質疑，更不用說道德譴責了。這當然是一種對死者的厚道──人都慘死，何必再予責難？但是，在全家燒炭的悲劇已蔚為風氣的社會裡，沈默卻是危險的默許，散發出「理所當然」的道德冷感，使無能維護自己生命的兒童，繼續無言地被推向死亡。

在子女「屬於」父母的文化價值觀裡，打破沈默尤有它的重要性。一個不尊重子女獨立生命與自決權利的文化，往往不經思索地就以「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的迷思，將父母的行為合理化──父母只是為了「保護」子女，害怕留在身後的子女無法存活，所以決定「死路」是比「生路」更好的抉擇．．．。

但是孩子有沒有選擇存活的基本權利呢？社會輿論若不能做他們的代言人，適時地提出批評與質疑，將子女視為「附屬品」的生養父母，更認為生命既然是他們所給，也儘可隨他們拿取。

我平日對反墮胎合法者的激烈手段十分不以為然，但當全家燒炭如瘟疫般蔓延時，反墮胎者所主張的「未出生嬰兒也是獨立生命」的概念，卻有著極度的相關性。 殺死未出生嬰兒都是謀殺，攜幼共赴黃泉，不就是更嚴重的違犯生命的暴行了？

(世界周刊, 2009-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