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ideshow

2005年夏天我读了一本出版不久的英文书「莺之歌」 （The Oriole’s Song），副题是「抗日战争时一个美国女童对中国的回忆」(An American Girlhood in Wartime China)。 作者(BJ Elder)竟然是我四十年代在大陆读高中时所熟识的，当年那个美国金发女童。他的父亲是创办我的母校、长沙雅礼中学和湘雅医学院的美国雅礼会驻华代表俞道存先生，人称Dr. Rugh。他和夫人於1930年来华，直到1950才离任。抗战八年和内战三年中，都在长沙坚持工作岗位，与中国人民共患难，共命运。俞师母则是教我英文三年的老师兼班主任。作者在1933年出生於湘雅医院，直到1949年，十六岁时随母亲离华回到美国。书名「莺之歌」源於作者幼时住在雅礼校园时，每次听到门外莺的鸣叫声，知道那是父亲回家时学着用口哨模仿吹的，立即雀跃相迎。

书中提到很多当年我们所熟悉的往事和不知道的另一些事。我把三百多页的回忆录摘成一万六千多字的「读後感」，在自己的伊邮通讯录中分九次加以传出。由於近百位收件者大多数和我一样，熟知作者其人其事，因此大受欢迎。收到的人除伊邮再散发外，也有人印出後外寄其他当年的同学同事。收到的人又复制转发。经多次复制後，字迹越来越不清楚，最後只剩下我的伊邮地址尚能看清。

2006年十月的某一天我忽然收到一个陌生人的伊邮，请我传一份「莺之歌」的读後感给她，因为她看到了一份不知复印过多少次的纸品版，无法可读。据告她那已达九十六岁高龄的父亲四十年代曾与俞先生在雅礼会驻华办事处共事。两家人来往如亲邻，有很多共同的回忆，因此对我写的那一万多字的摘录，读起来如饥似渴，却被很印迹模糊的字句泼了冷水。她本人对俞家三口也有很多亲切的回忆，云云。我当然立即给这位女士传去了完整的文件。

想不到，这一寄，却像是打开了一个话匣子。她回复了一份长长的「读後感的读後感」给我，提到更多有关俞府全家那几年与她家之间互动的细节。

使我並不感意外的是，俞先生以美国间谍之罪於1950年公开批斗後被驱逐出境；她的父亲和全家老小受到莫须有的株连後一家大小三餐不继，饥寒交迫的慘状，让人不忍卒读。自那以後，她正当壮年的父亲不仅失去了工作，也再找不到工作。一个燕京大学四十年代西洋文学系毕业生，精通中国的古文、英、日三国文字的学者，只能到湘江河岸拉板车为生達二十年之久。有时要把市区收集到的厕所废料，用「粪板车」拖到湘江边的「粪码头」，运往乡下作肥料之用。经过大街时，路人无不掩鼻走避。全家人由靠近雅礼会工作地址的城北，搬到城南的一个贫民窟勉强维生。可是，这位来信的女士，当年在城北一所较好的女中读初中。为了坚持上这个好学校，她不肯转学。雖然家贫如洗，在一段时间内，上学时甚至没有鞋子可穿，只能赤着脚上学，她堅持从城南走到城北，成为名符其实的赤脚姑娘。

到底是书香门第。父亲在拉板车之馀，一身苦力的打扮，不怕人嫌，总是在放下板车後，到市里公立图书馆看书或借书。而所看的书，让管理员不禁对借书者一再打量：这个苦力怎麽看的尽是西方古典作品，如沙士比亚的作品之类？

这位赤脚姑娘本人和她的兄弟姊妹多人也都坚持上学，并取得好成绩，以後个个上了大学，毕业後都学有专长。一个个成家立业，所生子女现在都是博士、硕士，散布国内外。

早不久，当年那位苦力，现在的百岁老人，由其曾孙开车，载着老人到湘江河岸作了一次怀旧之旅。变了。一切都变了。当年是拉板车在这里拼命，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今天是坐着自家的汽车前来观光。当年是江岸一片破烂不堪的穷潦景象，充斥着歪三倒四的棚户，今天是花繁似锦的柏油大道，点缀着各式艺术风格的建筑。

不!不能说一切都变了。因为，有一件东西没有变：那一双赤脚所代表的精神没有变。

作为文友，我读到了这位网友很多来信及其老父的相片和墨宝。唯独没有看到她本人的相片。我常常带着好奇心幻想，当年那个赤脚姑娘会是甚麽模样，现在又是甚麽打扮。我有时甚至感到一种冲动，想委婉地向她索要一张。但总是在最後一分钟打消了这个念头。向一个从未谋面的女士要相片，是不礼貌的行为，是君子所不为也。

近来网上传来一张不知作者为谁的西洋经典名画，其中正好有一个赤脚姑娘。行哪!我利用雕虫小计，作了剪裁，制成了一个「赤脚姑娘」的特别写真，寄托我的幻想。现在放在刊头。我要突出的是那一双赤脚。 不!不完全是姑娘的赤脚，而是那一双赤脚所代表的精神。

(为了尊重文友的隐私，我按其所嘱，在文中不用她本人及其家人的任何名字和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