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朋友送來一盆蘭花，七、八朵盛放的紫花，顛顫地攀緣在婷立的綠莖之上，像偶然停駐卻忘了離去的蝴蝶，飄逸地令人神往。

原以為美麗的事物都不能長久，所以也沒有期盼這些花朵長留。然而，幾個星期過去，屋外雪降雪溶了幾番，它們卻依然意氣昂然地飛舞在廚房的窗台上，在柴米油鹽的混沌裡，閃爍著出世的美麗。

直到初春，花才逐漸謝去，我對餘留的綠葉，仍有一份繾綣，也就索性留下無花的盆栽，繼續用心澆灌。一天一位懂得蘭花的朋友造訪，說起蘭花再度開花的可能。他由葉子油綠的程度，判定花的健康狀況良好，並做下此花必開二度的預言。一向欠缺「綠手指」的我，也在他這誓旦旦的鼓勵下，對這盆「禿蘭」生出了得失的在乎之心。

到了夏天，果然有數隻嫩綠的小莖冒出。出外旅行幾天回家，著花的綠莖竟已自葉叢中竄出，挻拔地站立在盆的中央。秋天，栗子大小的綠苞交錯出現在莖幹之上，花瓣的弧形也在聖誕節前後逐漸浮出。新年那天，兩枚最大的綠苞綻開了細長的裂縫，一抹淡淡的紫光從中泄出，蘭花盛放的戲劇，就此展開。接下來的十二小時裡，內捲成苞的花瓣，以可見的速度一一舒展而開，花容在每一次的照面裡增加著色澤。次日清晨，兩朵盛放的紫花，飛揚在我們眼前，喚回年前初識的驚艷。

我這蘭花經驗雖然稀鬆平常，但它賜予的喜悅，卻使我終於了解曾在書中讀到的、有關養蘭人的沈溺與瘋狂。紐約客雜誌作者蘇珊．歐琳 (Susan Orlean) 寫的《蘭花賊》(Orchid Thief, 1998) ，就以佛羅里達養蘭人偷竊珍稀蘭花的案件為題，描寫養蘭人一心想培植出異種蘭花的執念。

蘭花看來纖弱，其實卻是適應力最強的植物之一。也因這種強韌的適應力，異種蘭花交配極易生出新種，是業餘養蘭人都能操縱的過程，而培植出新種，也就成為他們競逐的夢想。蘭花適於雜交繁衍的生物事實，也顛覆著它出世之美所傳遞的清純印象。蘭花的美，原不是來自固持純粹的潔廦，卻是來自萬象皆取的包容。

歐琳的書後來被拍成電影。編劇人卻對原書的主旨做了大幅度的轉折。據說編劇人編寫劇本的過程極不順暢，在苦思不成的情況下，他們突發奇想，乾脆就把編寫劇本的過程當成故事主題。這是現代文學中十分時髦的「超敘述」 (metafiction) 手法，玩弄著「敘述包裹敘述」的趣味。最後改編成的電影，也就名符其實地叫做《改編》(Adaptation)。然而，不知出於無心還是有意，這個題目卻精妙地與原著中的蘭花掛了鉤。Adaptation 在文學與生物學上的雙重意義 (「改編」／「適應」)，不僅描述了劇本的創作過程，也適切地點出蘭花生存的本性。

「易適性」也使蘭花理想地成為二十一世紀文化的象徵。在文化界限日益模糊的全球化過程裡，文化的活力，來自與異體文化的交流混合，而文化生存的測試，則決定於衍生新型文化的能力。「混雜體」 (hybrid) 與「混雜性」(hybridity) 也就成為比較文化研究的領域中，最流行的新術語。能衍繹出千品萬種卻依然不失其美麗的蘭花，豈不正是這過程的化身？

陳之藩先生著名的散文〈失根的蘭花〉，曾被幾代的學子熟讀。文章寫於作者留學英國期間，旨在以失根的蘭花，來描寫個人失去本土文化滋潤的疏離。反諷的是，蘭花卻是一種無處不能生根的植物，除了南北極之外，世界幾乎沒有一個地方沒有蘭花。與其做為一個文化疏離的象徵，蘭花似乎更透露著世界無處不可為家的樂觀。所以，在「世界已變平地」的二十一紀裡，離鄉背井也不必只有怨嘆與悲苦，因為在「無處為家」的漂零裡，亦有著「處處皆可為家」的自由。失根的蘭花，也在重新接枝移植的可能裡，以無根的自由擷取異數精華，而能長出驚人的奇葩。

(世界周刊, 20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