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台探親時，企業巨子王永慶剛剛去世，社會窺私的狂熱卻依然炙烈，媒體也還沈溺在王永慶遺產數字與分配的小道消息裡。只見評者比畫王氏家譜，口沫橫飛地臆測財產分配的各種可能，甚至不惜散佈遺產爭奪戰的流言，以此挑起消費者對大家族幽暗秘辛的味口。

王永慶的多位「妻子」自然成為討論的重心，「大房、二房、三房」的名號此起彼落，以絲毫沒有轉折的名正言順，裝點著妻妾成群的傳奇 (三房最得竉，二房有生長子的功勞，大房有名份．．．)。聽得我突有時空錯置的愕然，像是失足跌入了《大紅燈籠高高掛》的電影情節。假如一個對台灣一無所知的人適時走訪，接收到這樣的訊息語言，恐怕會認為「一夫多妻」是台灣遍行的婚姻制度呢！

令我驚異的不是王永慶多妻的事實，令我驚異的是整個社會對此情況表現出的理所當然。「大房、二房、三房」這些封建味道濃重的名號，竟能若無其事地遊走於二十一世紀的台灣，連一道眉毛都不驚動。在人人有話說的紛擾裡，我竟然不曾聽到任何對多妻現象的質疑，或是對其法律意義的探究，比如，依據台灣民法，王永慶是否有犯「重婚罪」的嫌疑？「二房」與「三房」生的子女，是「合法」的「婚生子女」嗎？真有遺產之爭，這些「非婚生子女」的法律立足點何在等等。

也許只是我自己的不合時宜。倒底，當事人不是市井小民，而是大亨王永慶！市井小民的喪禮上如有三房排排並坐，不被指為犯法，也要被指為失德。但是像王永慶這樣的男人，早就享有了道德與法律的豁免權，三妻四妾不僅被社會默許，還是眾人艷羡的對象，誰會煞風景地去說他不合法與不道德？有權勢的男人沒有三妻四妾，才要引人議論。

更何況王永慶的「大房」沒有為他生出子嗣 (這是七出的第一條)，他「當然」有再娶的必要。記者報導王永慶身份證配偶欄至今還寫著大房的名字時，竟然感動萬分，言下之意，王永慶還是如此忠實的「好男人」，不但沒有拋棄生不出兒子的「糟糠之妻」，還給她「名份」並盡責地「豢養」多年。其實，男子如果有王永慶這樣的條件 (有錢、有社會默許、又有心甘情願的女人)，誰會不願意做個不離婚又能多妻的「好男人」？

除非是那些有現代意識的男子，像王永慶的兒子王文洋。王文洋愛上女學生之後，堅持要與妻子離婚，引致父子絕裂。王永慶不能了解兒子的愚蠢與絕情，有了新女人，養著就好，離什麼婚。在他的兩性關係體系裡，男人對女人的責任，也不過就是名份與供養罷了，至於愛情的忠誠與女性的尊嚴，那算什麼鳥事！

在不能從一而終的男人裡，那一種比較不可惡？是維持婚姻名份卻另築愛巢者，還是為爭取男女雙方再婚自由而訴請離婚者？社會似乎總對前者有較多的寬容。五四文人立志要打倒舊式婚姻，但有新歡後，邵洵美卻立即回頭擁抱最不傷腦筋的納妾舊習，徐志摩卻堅持先離婚再談戀愛。說起來，真正言行一致的是徐志摩，但他所面對的批評，卻遠超過坐享齊人之福的邵洵美。

反過來說，遇上了不忠的男人，女人在那一種情況下更有尊嚴？是做一個有名份卻絲毫沒有婚姻之實的妻子，還是做一個失婚卻有自尊與主權的女人？權利永遠附有責任義務，女人如果不能承擔平權婚姻必有的風險與後果，而一味要求男人的保護與保障，也就沒有談兩性平權的資格了。

到頭來，男女關係都是個案，是建立在當事人互能接受的條件之上。所以，我也無意批評王永慶與他的妻妾。令我失望的，卻是台灣這個二十一世紀的民主社會，在面對一樁徹底封建的婚姻時，它竟完全失去了將之框架於現代格局的能力。

(世界周刊, 200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