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巴瑪上任後，改絃易轍地翻轉了多項前朝的政策，其中最引爭議的，大概就是公開前政權有關審問恐怖嫌犯的內部通箋了。此舉掀動激情的辯論，從酷刑的定義、「水刑」(waterborading) 的合法性、酷刑是否有助於取得正確情報、到涉身者是否應受法律追查等爭論，紛紛出籠。這些議題的複雜性，當然不是左右政治的黑白取向所能道盡，而歐巴瑪最終提出「既往不咎邁向未來」的決定，充其量也只是一種政治的妥協，完全迴避了道德的困窘與難堪。

整個事件最引我關切的，倒不是誰是誰非的爭執，而是更基本的、有關個人責任與歷史暴行的分際問題，也就是說，捲入歷史風暴的個人，倒底應對一己的行為負起多少法律與道德的責任。

「酷刑便箋」(torture memos) 公開後，為顧全ＣＩＡ的士氣，歐巴瑪特在該局做了一場鼓舞人心的演講，演講中他不但重申自己無意追究過去的立場，更強調執行嚴苛審問手段的ＣＩＡ人員，因是「奉命行事」，所以沒有法律上的責任。

然而，在歐巴瑪發表演講的同時，克里夫蘭市的警察，卻正忙著把一名坐在輪椅上的老人押入警車，直駛驅逐他出境的機場。這位89歲的老人名叫丹燕如克(John Demjanjuk)，在美國居住多年後，才被發現是納粹監獄裡的警衛，被判遣返德國，接受審判。

丹燕如克在納粹監獄中的所作所為自是惡不可赦，然而在罪行的鎖鏈裡，他卻也只是歐巴瑪所說的「奉命行事」的小獄卒而已。然而，在同一天裡，我們卻見識了兩種對「奉命行事」的法律詮釋，也看到了「奉命行事者」兩種截然不同的下場。

有人也許要用罪行的嚴重性來解釋這種矛盾，並認為德燕如克的罪行，不可與ＣＩＡ的工作人員同日而語。但是在「奉命行事」的前題下，區辨「有罪」與「無辜」的標準又在那裡呢？南京大屠殺裡的日本兵，是謹守軍令的優良戰士，還是該對暴行負個人責任的戰犯？文化大革命裡紅衛兵呢？他們的行為動機，是來自「奉命行事」的不得已，還是趁機發洩獸慾的殘暴？

不幸的是，人類歷史裡的暴行，幾乎全都是出自這些所謂「奉命行事者」的手中。德裔哲學家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 戰後出席納粹黨人艾赫曼的審判，在記錄此事的《艾赫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一書中，她提出了現今常被引用的「邪惡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 一詞，形容納粹劊子手艾赫曼不是青面獠牙的惡魔，卻只是一個平庸的小官僚，他的惡行，也只不過是盡責奉行納粹命令的結果。研究政治暴行的學者瑞賈禮 (Darius Rejali)亦曾指出，執行暴虐的最佳人選，不是天生的虐待狂，而是最有服從精神的人，也就是能不質問權威，而一心一意「奉命行事」者。

有「服從精神」的施暴者，卻一點也不難找，1963年米爾格蘭姆(Stanley Milgram) 那場著名的實驗顯示，多數的正常人，一旦給予權力，都會毫不遲疑地奉命施暴。

米爾格蘭姆的實驗，旨在測試授予傷害他人的命令時，一個人究竟會殘忍到什麼地步。實驗的參與者手持刻有「危險」與「強電壓」字樣的電閘，在權威人士的命令下對「受刑人」施以不斷增強的電撃，受撃者的慘叫，以及不省人事的景象，都逼真地呈現在他們面前。實驗者事前估計，願意繼續執行酷刑者，不會超過百分之一，結果卻有百分之五十的人，能置他人的痛苦於不顧，繼續奉命增強電壓。

這是十分令人沮喪的結果，也顯示出「奉命行事」是多一項麼無力的道德辯解。歷史浩劫裡「直接」造成痛苦與死傷的，不是希特勒、史達林、或四人幫，卻是在「奉命行事」的保護下肆意行暴的個人。值得強調的是，在米爾格蘭姆的實驗中，畢竟仍有一半的人，做下了拒絕施暴的決定，證明在「奉命行事」的籠罩裡，依然存在著個人抉擇的餘地與道德考量的空間。

(世界周刊, 200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