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就業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向低於男性甚多，卻在勞工局最近公佈的就業統計數字中出現新高，達到了幾乎可與男性平分秋色的百分之四十九。可惜的是，這項數字所反映的，並不是女性在職場上的超前與勝利，卻只是每一次經濟衰退時都會出現的現象。造成比例更動的，也不是女性就業人口的突增，卻是男性就業人口的劇減。在經濟衰退中，男性較女性易於遭到裁員。這是因為傳統的「男性工作」──製造業及建築業──對經濟景氣有極高的敏感度。而傳統的「女性工作」──教育及建保──在抗拒經濟緊縮上卻有著較強的韌性。所以，在去年的裁員總數中，男性占了百分之八十二。

男性失業率激增，突然占了工作人口半數的職業婦女，只好臨危受命，而成為多數家庭生計的唯一提供者。

經濟拮据本就容易引發家庭衝突，如今再加上男女角色互易，中產階級家庭所面對的挑戰，也從經濟的層面，波及到了精神的層面。而一向負責維繫家庭和諧的女性，更必須承受來自工作與家務的雙重壓力。

其實，就是在景氣時，職業婦女也一向肩負著工作與家務的雙重重擔。但在景氣而有雙份收入的情況下，許多家務可以「外包」的方式解決──去餐館解決民生問題，找工人整理家園，或是雇用媬姆照管幼兒。當單一收入不再容許這些「奢侈」時，即使女性是家中唯一的全時工作者，家事還是全盤地落到她的頭上。

失業的男性，雖然不用上班，卻仍不覺得有分擔家事的義務，他們認為重新找到工作才是自己生活的重心。反之，失業的女性，卻有立刻包攬所有家事的壓力。男性一周可以花上三十到四十小時尋找新工作，女性卻只能在處理家務之後，才用剩餘的時間尋找工作。分配最不平均的，是育兒的工作。多數家庭在女性失業後，立即取銷育兒費用的支出，而由母親自行看管幼兒，卻少在男性失業後，做出相同的決定。無怪乎統計數字顯示，失業女性花在育兒上的時間，比就業時多出兩倍，而失業男性花在育兒工作的時間，卻與就業時無異。

這些數據勾勒出灰暗的圖象，也似乎暗示女性是低迷經濟裡註定的輸家。其實並不必然，危機之中亦有轉機，經濟不景氣雖然為女性製造出種種困難，卻也為她們開創出了始料未及的新契機。女性既然成為維持家計的掙錢者，自然在家事分工的協商裡，多出了前所未有的優勢。而一向認為家事全該女人做的大男人，在經濟劣勢的現實裡，也不得不調整偏執，而做出合理的讓步與參與。這角色的重新調整，不僅是健康的性別互動，也是保障女性未來事業發展的必要條件。

經濟衰退所給予女性的優勢，也不僅限於家庭的道場。女性在職場上新有的顯著地位，亦使社會開始反省她們在決策層面上所可能有的影響。最近在瑞士召開的經濟高層會議上，就有這類的討論出現。有人認為男性當道的華爾街，當時如果有更多的女性總裁參與決策，這波因高風險決策所造成的金額危機，也許就不會發生。持此理論的人，列舉雄性激素、男性趨於同僚壓力的傾向、以及以社學會對男女決策過程的研究，指出清一色男性做出的決策，通常風險過大並操之過急，如有女性保守沈著的風範中和，世界或許可以免此一劫。面對全球金融界的一筆爛帳，有人竟然發出了以陰制陽的呼聲。

在資源減縮的不景氣裡，女性意外地成為維持家計的經濟家長，而在熱鬧的消費沈寂後，人們也突然看到了女性對人文的可能貢獻。

令人不能確定的只是，困難時期一肩雙挑的女性，在經濟復甦後是否仍能維持此新有的地位，或是再被打回冷宮，依舊做那職場的二等公民？

(世界周刊, 2009-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