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並不怎麼愛看電視的我，上次回台探親，竟然一口氣看完了五十張影碟，這部名叫《金婚》的連續劇，描寫一對夫妻五十年的婚姻生活，一年一集，從上世紀的五十年代寫到本世紀的初期。家庭生活點滴之外，編劇人也在被容許的空間裡，穿點大陸五十年間的政治運動。劇本寫得極好，不但沒有一般連續劇的濫情，角色與對話，更有著連續劇中難得一見的自然與可信。但是，五十集中也並非完全沒有「雞皮疙瘩」時刻，比如 ，1976 年毛澤東去世的那集。

戲中，毛主席去世的消息由收音機中傳出，全家立刻哭成一團，女主角更哭喊地說：「他老人家走了，叫我們怎麼辦呢？」這段對白使我本能地收緊全身肌肉，一心想按下遙控器上前轉的按紐，以跳過這肉麻與造作的情節。幸好，編劇人並無蓄意渲染悲情的意圖，領袖去世的情節，也就匆匆交待算數。

我這渾身不自在的反應，是建立在一種對「集體情感」的質疑之上，並以此否定那哀傷的真誠度。在我主觀的臆測裡，這編劇上的「敗筆」，必是政治運作的產物，更可能是編劇人受了政治壓力，才「不得不」加入這些「政治正確」的情節與對白。

然而，我的假設一定正確嗎？在一個將政治領袖視為家長的文化氛圍裡，聽來像是「政治八股」的言詞與情緒，其實可能才有無限的真實。我自己雖然無法有那樣的情感，卻又如何能一口咬定那必是造作與矯飾？

比如，我那位一向忠黨愛國的舅媽，在蔣家父子去世時，就不僅在家中掛起領袖遺像哭拜數日，更還在街邊長跪等候靈柩。舅媽是眷村寡婦，吃了一輩子的苦，也沒受過蔣政府什麼好處，她那自發的悲情，又是來自何處呢？我們可以不屑地說她走不出封建的「愚忠」，但我們卻無法否定她情感的真摰。同理，《金婚》那段使我寒毛豎立的毛主席頌，又為何不能是真情流露呢？

成長在海峽的另一端，我們雖然沒有經歷毛主席的逝世，卻經歷了蔣主席的逝世。蔣中正總統去世時，籠罩台灣全島的，不也正是《金婚》劇中人所表露出的「如喪考妣」的哀傷？那時，我自己也和成千上萬的青年學子一樣， 自動排著長隊，在初春的細雨裡站立數個小時，為的就是能瞻仰「他老人家」的遺容。那幾近「失怙」的惶惑，與《金婚》劇中人所哭喊的「我們怎麼辦」又有什麼不同？既是孤臣孽子，痛哭失聲也就是「國喪」裡唯一的標準行為了。那些哭不出聲與掉不下眼淚的人，在惶惑之外，更還要有一份自我欠缺的罪疚感。

我有一位天真的表妹，就因在瞻仰蔣公遺體時沒哭出來，而有很深的自責，她一再沮喪地說：「我用力擠，就是擠不出眼淚，我甚至強迫自己去想很多悲傷的往事，最終都沒有用處。」

我的小表妹也太實事求是了。哭不出也大可不必公開向人交待。然而，她那坦誠的困惑，也正點出了喪葬儀典強求哀傷的虛偽與荒謬。在「不哭就是不忠不孝」的邏輯裡，嚎啕成為哀傷唯一的合法形式，而嚎啕的分貝指數，更成為測量情感深度的唯一尺度。也因此，社會才發展出雇請哭喪隊的陋俗，以金錢打發職業哭者在喪禮上「製造」傖俗刺耳卻毫無真情的哭喊。

上個月我家小狗去世，全家傷心地哭成一團。兒子在哭泣中，突然對我們說：「我多麼希望爺爺死的那個時候，我也能哭成這樣。」和我的小表妹一樣，他對自己「應該」哭而哭不出，有著無比的愧疚。我們當然不會以此責難於他，只是對他沒有機會和爺爺建立起親密的關係，有份傷感。然而，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裡，像他這種痛哭小狗去世，卻無法痛哭爺爺去世的人，必然是要被扣上各種大逆不道的罪名的。

(世界周刊, 2009-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