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青
幾天前，好友康蘿的兒子來找我，一方面是想練習他進了大學才開始學習的中文，另一方面也想打探去台灣教英文的可能。
赫拉才在哈佛唸完大二，竟以「找尋方向」為由，宣佈休學一年，急得母親快要發瘋，因為這不是赫拉第一次休學，進哈佛之前，他就曾延緩入學，到父母成長的南美洲，旅居過一年。康蘿擔心這「三天上學，兩天休學」的拖泥帶水，將成為兒子的人生常態。
「要找尋方向，為什麼不先把大學唸完再說？」 母親合理地質問兒子。
「我連要唸什麼都不知道，怎麼唸完大學？」 赫拉反辯。
如此讀讀停停，並不是因為課業過份艱難，相反的，赫拉的「困難」是多數人都恨不得能有的問題──對他而言，哈佛太容易，毫無智性的挑戰可言。廣泛平均的能力，給他太多生涯規劃的選擇，卻也使他陷入不知何決定的癱瘓。
赫拉自幼聰穎異人，五歲提出生命何意的大哉問，初中跟著父親觀察天文星象，思索宇宙原初。任何複雜的數學問題，在他眼中，都如白水般清徹見底。本以為到了人才濟濟的哈佛，可以開始做一個普通的中等學生，沒想到他依然能夠不費功夫，就輕易地拿到高分。倒是一時興起而選修的密集華語，因為要與其他有中文背景的學生同堂竸爭，反而成為他在哈佛唯一具有挑戰性的課程。
他努力用中文與我交談，雖有輕微的口音，詞彙卻驚人地豐富，還提起孟浩然，問我唐詩押韻的問題。
然而，與他對話不久，我就發現，赫拉的無力感與對學校的失望，並不是完全來自缺乏智性的挑戰，更是因為他對社會的不公義與哈佛同儕的冷漠，時有不可自遏的憤怒。情緒一上來，赫拉頓然失去了表現憤世嫉俗的中文詞句，改口英文：
「哈佛的學生極端自私，只想自己的前途，毫不關心人間疾苦。」
我說這樣以偏蓋全，恐怕不太公平吧？他立刻為我舉例說明。經濟教授在課堂上說：「生命對於富人的價值，絕對超過生命對於窮人的價值。」他站起來和教授辯論，卻沒有任何一位同學支持他。
「他們居然都同意教授的觀點，認為富人的生命價值超過窮人的生命價值！我們這一代真是腐化。」
赫拉嚮往上世紀的六十年代，欽羡那時的青年有反戰反貧窮反種族主義的勇氣，自己這一代卻只顧全既有利益。
面對他純真的憤怒，我卻有一份掙扎，是不是應該世故地為他的教授及同學辯解？是不是應該告訴他，教授所說的只是相對價值，而不是絕對價值？富人的確比窮人更看重自己的生命，因為他們比一無所有的窮人更害怕失去。我決定保持沈默，因為知道，某種義憤，只能靠純粹來維持。
他又講起少數族裔的權益問題，憤概地對我說：「妳信不信，哈佛東亞系的系主任，竟然是一個白人！」
我不但相信，還見過這人，是一位很風趣的學者。這次我沒有任他發飆，而決定戳破那隻「革命」的泡沫。
「東亞系的系主任為什麼不能是白人？」 我問。
他聳聳肩，對我的不能同仇敵愾，極端失望。
我說：「東亞系的系主任如果只能是亞洲人，那用同樣的邏輯，亞洲人不管多優秀，也都永遠不能做英文系的系主任了。這不正是只看膚色，不看資歷的種族主義嗎？」
他沈默了。我也有些後悔。有必要把赫拉黑白分明的世界，染成灰色嗎？
「憤青」兩字現在幾乎只有負面的意思了，其實，他們代表的，不必然是破壞與狹隘，也可以是重整與改造。雖說年輕人的義憤需要某種「盲點」，才能維繫元氣，但是將破壞能量疏導為改造能量的關鍵，是否也正是對現實的模稜本質的認知？所以，我暗自希望，赫拉的義憤，並沒有被我的種種反問熄滅，卻只是有了較為務實的駐足點，利於測量未來的方向。
(世界周刊, 2009-7-19)
What country are Gates and Obama living in? The truth is that while both Gates and Obama paint themselves as moderates seeking a bright new future, they are relics of a racial past that has largely disappeared. Institutional racism is no longer a shadowy backdrop to law enforcement – it is a bogeyman, a windmill at which whites are supposed to tilt, and for which unsuccessful African-Americans can blame their lack of advancement. Gates and Obama are both examples of black men who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white guilt to their advantage; now they seek to perpetuate white guilt out of their own guilt over their ill-gotten success. As Gates put it in a speech in 1996 about affirmative action, "For me, someone who has benefited so much from the opportunities of affirmative action, to stand at the gate and try to keep other black people out would be as hypocritical as Clarence Thomas.”
Obama and Gates have a stake in pushing their vision of the universe. It benefits them -- they make fame and fortune from whites who seek to appease them by providing them opportunities vastly exceeding their qualifications. Their success, however, brings with it a certain cognitive dissonance: While Obama and Gates recognize that they have been successful through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hey wish to see their success as a product of their own hard work. The obvious way to resolve this dissonance is to blame white society for its continuing racism. If America is a racist country, any handout is an entitlement rather than an act of charity. Thus, according to this logic, Obama and Gates deserved their success after all.
There are many victims in the Gates case. Most of them are, ironically, black. Joseph Crowley and the police departments of the country will survive intact. Many African-Americans, however, will continue to think that they are entitled to resist police, to blame "white society" for their problems, to peg shortcomings on "institutional racism" rather than personal irresponsibility.
Obama and Gates have benefited from white largesse. It is time for them to stand up and help African-Americans achieve success without preying on unwarranted white guilt.
I left this same piece in 刁卿蕙's Blog as well.
我完全同意妳對少數族裔現況的估量，要做到我所描寫的平權，恐怕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但是也像我在另一篇文章「角色」 中所提到的「西貢小姐」 風波一樣，這類的情況經常使我充滿情感與理智的交戰： 把好不容易有的亞裔角色派給白人去演 (或是把好不容易有的東亞系主任交給白人去當)當然引起我在情感上的不平，然而，在義憤之餘，我也無法漠視以族裔與文化為基礎的所有權的矛盾與兩難，也為其中所暗藏的某種自大而感到不安。
因為這種立場似乎隱設，在中國文化研究的領域中，黃皮膚的人一定比白皮膚的人有成就。我自己曾受益於不少西方的漢學家，所以堅絕反對以膚色或是族裔背景來論斷學術成就的高低，更難以接受「因為是東亞系，所以應該由亞裔擔任系主任」這種幾近霸道的立場。我認為爭平權的有力論點，應該更為寬闊－－ 「因為某某人的成就，也因為亞裔系主任的人數，與學生、教職員、或是一般人口都不成比例，所以某某人應該被選為系主任」。
妳所反對的"以族裔背景而強求某種文化上的所有權， 因為那狹窄策略最終所傷及的，將是少數族裔自己的權益。".看似清明長遠的大原則,很遺憾地,卻是掉入了那個"危機論述"所欲設的陷阱.
"要求某種文化的所有權",這個所謂的"狹窄的"策略,就是企圖解構權力者千百年來層層精密嚴實的操控體制的開始,是被壓迫一方爭取權益的初端.
族裔平權的理想是必須發生於一個凌駕於被二元指涉性所操控的空間.而我們果真已可以從那個立足平等點出發了嗎?不容質疑,有色人種對其文化的基本所有權,仍處於被給予的階段,其文化的意義/重要性,仍是待權力者以其創設的語言來規劃.
妳的論述是所有為平權奮鬥者的理想境界.然而,我必須指出,在權力者的強大"反撲"中,所灌注的指涉系統,即將把大多數人又重新打回了原地,猶更進一步,惡化了那好不容易才建立起的基礎.
我那個8/15的留言,是轉貼自我的文章"歐巴馬與G8美眉的翹臀",原是回應另個網友的.因相關於妳的這篇文章.故一併貼上.
喜愛妳的文章.因為妳在某種程度上亦刺激了我的思考.我曾寫了「也談法隆寺」回應過妳的文章,亦得到妳的回饋.這是很珍貴的經驗.老實說,這種挑戰性的回應,遠比那些不痛不癢的應酬留言,有意思得多,不是嗎?
而我知道正因我們有同樣的意識高度,所以才敢這麼回應的.
妳說 「如果一個黃面孔的老師(即使沒口音)和一個白人老師(有口音)，同時開了堂"文藝復興"的課。你猜學生會選誰?」堅持東亞系系主任只能由亞洲人擔任，不正是強化這種依照族裔背景判斷專業所長的心態? 因為這種說辭的反證，正是妳所形容的，白人的膚色理所當然地給了他們天生的教授文藝復興課程的優勢。
我有在美國英文系任教的亞洲朋友。不管他們對文藝復興或是莎士比亞的功力所多深，也永遠只能教和自己背景有關的亞裔文學。東亞系的系主任只能由亞洲人擔任的邏輯，不但合理化了亞洲人在英文系裡只能教亞裔文學的假設，更等於宣稱英文系的系主任只能由歐洲人擔任。
爭取平權，我們必須維持邏輯上的一致。我全力贊成爭取少數族裔擔任系主任的權益。但那應是所有科系的系主任，而不只是東亞系的系主任。我所反對的，是以族裔背景而強求某種文化上的所有權， 因為那狹窄策略最終所傷及的，將是少數族裔自己的權益。
"而且跟大部份少數民族一般﹑只要事情不順意﹑定然是種族歧視的關係!"
多年前我曾在論壇發表"過一篇文章"已達平權?自欺欺人!".現在經濟不景氣,種族緊張情緒似又更嚴峻了.越來越多人(包括華裔)附會了主流的口調,認為少數民族爭權"過度"了,反而變成一種"歧視".
真已達平權了嗎?以我曾任教的大學為例,"少數族裔"的講師比例奇低,在藝術系能教的也僅僅一門"亞洲藝術史",範圍包括了由古至今的全亞洲!而西方藝術史則依年代細分,光是"巴洛克"時期就可以開三堂,就別提文藝復興時期了.亞洲科目只不過是點綴罷了.
如果一個黃面孔的老師(即使沒口音)和一個白人老師(有口音),同時開了堂"文藝復興"的課,你猜學生會選誰?
"哈佛東亞系主任是個白人",有什麼不對勁?
因為這是亞裔少得可憐的一個出頭機會,在立足不等的競爭中,卻連應該要有的"種族優勢"也沒了.
反駮的好! 在現在這極端政治正確及種族歧視指控滿天飛的環境中﹑格主能作此反駮實在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