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想去黃山，卻一直沒有成行。從黃山回來的朋友說，要去就快去，空氣污染已把山上的能見度縮減近零了。我說自己還在鍛練身體，要練到可以一路走上山頂的腳力，才能出發。她聽了快要笑死：「山上多得是轎子，雇一頂上山不就成了。」 我說自己絕對不坐轎子，又說：「四肢健全的人坐在轎子上，叫另外一個人像騾子一樣地扛著上山，不但不像話，而且觸犯了我對人類平權的感性。轎夫令我有奴隸制度的聯想。」

這話裡的自命清高，聽來像是對她的批評，也難怪她要以攻擊的口氣回答：「妳自以為道德，其實是自私，拒坐轎子等於斷了轎夫的生路。所有遊客如果都像妳這個樣子，轎夫就要餓死了。倒底是讓他們尊嚴地餓死比較慈悲，還是讓他們誠實地以勞力換口飯吃？」

我不是不懂她說的道理，但也氣她不能認可我的情感，於是強詞奪理地說：「依照妳的邏輯，我們是不是也應該以提供生路的考量，而鼓勵嫖客多多惠顧那些可憐的阻街女郎？」我知道這個類比不甚恰當，也知道拒絕惠顧轎夫與拒絕惠顧妓女不可相提並論，然而，在人與人複雜的施受關係裡，這極端的類比，也許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離譜。

我的「轎子情結」，絕對受到像《駱駝祥子》這類小說的影響。這些控訴社會不公義的「革命」小說，早把人力車夫塑造成了苦力階級被壓迫與剝削的血淚象徵。面對以原始「動物能量」謀生的車夫，我們除了不忍之外，更不願做那象徵「壓迫者」的坐轎人。偏偏轎子這古老的交通公具，又那樣容易地叫人直接憶起舊社會的腐敗。

那年遊北京，我們全家就不約而同地杯葛了胡同裡的人力車。我有著來自《駱駝祥子》的文化包袱，在美國成長的孩子們，則懷著眾生平權的義憤。

然而，如我朋友所言，以同情為出發的決定，最終傷及的，卻正是我們為之打抱不平的對象。而我執意為人力車夫加上的苦大愁深，恐怕也只是一廂情願的投射。那些在觀光區裡招攬生意的現代車夫，不都光鮮愉悅，和威尼斯運河上的浪漫船夫又有什麼不同，為的也只是增添一點復古的情調而已。而那些人口漸多的洋人車夫，更是遊戲般地載客如儀，快樂地「參與」著他們認為是的中國文化，也順便滿足某些變態的「民族」情結 (能使喚一個洋人拉車，是多麼得意的事！) 。

因為拒絕把轎夫看成像會計師、律師、按摩師一樣的「服務」業者，我的偏執，也就有了非理性的本質。然而，人與人之間的授受關係，不也永遠地充滿了各種無法用理性解釋清楚的情緒反應？這些情緒不但與邏輯無關，也沒有「解決社會問題」的訴求，更不能從「有益」與「無益」 的計較中得到滿意的答案。

比如，在貧窮國家旅遊的遊客，面對殘廢丐童而不知該不該給錢的決定。尤其多數人還都相信這些孩童的肢體殘缺，可能是幕後集團刻意殘害的結果。砍去孩童健康的肢體，為的就是爭取更大的同情心與更多的金錢施捨。對孩子慷慨解囊，不是正中這些惡人的下懷，不僅餵飽他們的黑心荷包，更助長殘害孩童的企業？然而，這些言之鑿鑿的論證與邏輯，對於遊客的惻隱之心，卻絲毫沒有任何的助益，最終掏錢救助的人，所遵循的不是利與弊的衡量，或問題解決的方略，而是人與人在面對面的邂逅中所滋生出的情感交集。

也就是那情感交集裡的沈重負荷，使我無法面不改色地坐上一頂轎子，眼睜睜地看著和自己同屬人類的轎夫，像畜牲一般地勞動筋骨，勃張肌肉 ，奮力呼吸，為的只是搬動自己這無用且沈重的身體！這份難以承載的情感負擔，亦不是對轎夫生計的考量所能化解的。

所以，在沒有登山的腳力之前，黃山是去不成了。

(世界周刊, 2009-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