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的生物學家李約瑟 (Joseph Needham)，在寫出24冊、15,000頁、3,000,000字的《中國科學與文明》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之前，已享有卓越的學術地位。但是，那部曠世鉅作卻使他成為值得作傳的傳奇人物，也因此，我們才有機會讀到他的一些驚世駭俗的行徑。

在新近出版的李約瑟傳記《熱愛中國的人》(The Man Who Loved China, HarperCollins, 2008) 一書裡，作者維恩契斯特 (Simon Winchester)，就抖露了不少此類的行徑：比如，李約瑟是一位極好女色的裸體主義者，與妻子實行開放婚姻，並有著為數甚多的情婦。這些誹聞八卦，倒並不只為了煽情逗趣，卻還真的關乎李約瑟與中國的情緣。

根據維恩契斯特的敘述，李約瑟對中國迷戀，竟與他對一名中國女子的愛情重疊。這名女子就是來自南京的魯桂珍，她因仰慕李約瑟夫婦二人在生物學上的成就，而特別申請到劍橋留學。李約瑟對她一見鍾情。就在兩人「越過友誼界線」的那晚，李約瑟學寫了他的第一個中文字──「香煙」，第二個字則是她為他取的中文名字「李約瑟」。自此，李約瑟對中國文化產生了與愛情一樣激烈的痴迷。

他曾於中日戰爭期間，走訪中國，採集各種有關中國科技發展的資料與文獻，原本計劃寫的一本書，演變為七本，在後來的五十年裡，更洋洋灑灑地膨漲到二十四本。此書詳盡記載了中國科技文明的輝煌歷史，包括早於西方數個世紀的各項發明，還有天文算學概念，治金建築技術等。李約瑟寫作此書，除了要匡正西方人認為中國落後的偏見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在寫書的過程裡，找到一個問題的答案，那就是：中國如此先進的科學傳統，為何在十六世紀以後一蹶不振，而完全沒有發展出可與西方分庭抗禮的現代科學？

這個後來被稱為「李約瑟問題」(Needham Question) 的大哉問，至今仍被學者激烈地討論著。不同領域的學者試圖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對此問題的解答。最常被提出的是教育視角，以之質詰科舉制度的扼殺創意性，其遺毒更漫延至中國現行的教育制度。也有人從思想與哲學的角度回答「李約瑟問題」，比如胡適所說中國重倫理而輕自然的看法，或將「格物致知」的「物」解為「事體」而非「物件」的文化傾向。換句話說，中國人無法建構完整的科學思想體系，不是因為缺乏聰明巧技，而是因為缺乏支撐科學系統的文化底蘊。更還有人從宗教的觀點，而認為一神論與造物者的泛乏，造成中國文化客觀意識的低落，故難以成就完整的科學知識系統。戴爾蒙 (Jared Diamond) 在他著名的比較文化論述《槍桿、細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y)一書中，更以政治權力的結構做答，認為中國因為政治權力過於集中，而喪失了拓展與創新的可能，比如，鄭和航行事業正處高峰時，卻因明廷一聲閉關自守的命令，而喀然休止，哥倫布卻可在彼此競爭的歐洲朝廷之間找尋支援，受拒於葡萄牙，還可求助於西班牙。

至於李約瑟自己，在二十四大冊的詳盡記錄之後，卻依然不能回答「李約瑟問題」，至多也只曾含混地列舉中國龐雜的官僚體制，以做為可能的答案。在「李約瑟問題」的語境裡，《熱愛中國的人》將李約瑟稱為「解開中國之謎的科學家」的副題，就頓然有了反諷的意味。

明顯的，「李約瑟問題」關乎文明的所有部門，早已超越了科學的領域，而牽連著政治、宗教、哲學、教育。它也意味著，科技的發展，並非取決於一個民族的聰明才智，而是取決於整體文化的取向與質地。

在中國漸漸興起的二十一世紀，這個關乎科學與文化的討論更有它的急切性。捧讀李約瑟的鉅著，我們難以不對中國古早科學的成就生出民族的自傲，但值得警惕是，空泛的自滿，除了寥慰落後的自卑感之外，對科學的長進一無助益。反倒是對「李約瑟問題」的誠實思索，可能提供某種文化的自覺與契機。(世界周刊, 7-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