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黃石公園的路上，順便遊覽了臨近的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外子問我應該如何中譯這個公園的名字。我說「巨乳國家公園」，他說換個文雅一點的。我說那就趕時髦叫它「波霸國家公園」好了。他的中文差，不知其意。我說是「波霸奶茶」的「波霸」。他還是不懂，以為只是和「奶」字有關。我說：「波浪的『波』，巨無霸的『霸』，就是『巨無霸的波浪』會在男人腦袋裡勾起的那種聯想。」

Grand Teton 亦有異曲同功之妙。面對綿延山巒中異軍突起的尖峰，你說男人會想到什麼？好端端喝著牛奶紅茶的男人，都要想起女人的身體，更何況是最先見到這些山峰的西部拓荒者。經年在野地裡獵集動物皮毛的他們，幾個月見不到一個女人，也難怪要「見山是夏娃，見水也是夏娃」了。

雄性激素四濺的地名，在多數事物都由男人命名的文化裡，本就十分平常，女人犯不著為此抗議。而且，無傷的懷春之情，總還是比惹人討厭的四維八德或是革命情操多點趣味。比如我自己出生的城市，本有個質樸可愛的名字，硬是被那些懷抱崇高志向的男人，正經八百地改成了有建國復興意義的「基隆」。

所以，Grand Teton這樣「有血有肉」的地名，反而令我感到親切。它的直接與坦蕩，不但化解了猥褻的可能，更有著遊戲似的天真。也因沾染著入世的人生欲望，才使山水頓然有情。我也慶幸為這山峰命名的是個法國人，因為是隔了一層的法文，才得保留至今。換成了英譯的 Grand Nipple，恐怕就不是有清教徒血統的美國人所能招架的了。

現代人雖然對人體已有清明的科學認知，卻依然對某些具象的身體部位，懷著難以啟齒的羞恥與難堪。

我的朋友康蘿幼年失怙，五歲時，父親就因癌症去世。家裡總說是胃癌，她也就一直勤奮地做著定期的胃部檢查。直到有一年，母親才欲言又止地告訴她，父親罹患的其實是．．．嗯．．．「睪丸癌」。康蘿火冒三丈，對著母親大吼：「幾十年憂慮的，原來是我根本沒有的器官，為的只是妳不好意思說出一個身體部位的名稱？」

另一個朋友的母親，做了半輩子的外交官夫人，一向以合宜的言行舉止做為人生標竿。有一次摔斷髖骨，住在醫院療傷，寂寞難捱，卻仍堅拒通知朋友，怕就怕被問起病情時，必須要說出「屁股」這樣的字眼。

所以，我對最近去世的艷星法拉福賽特 (Farrah Fawcett) 欽佩不已。死於肛門癌的她，不但沒有因為患癌部位的尷尬而囁囁嚅嚅，還找了紀錄片的製作人，詳細拍下自己的抗癌過程，為的也就是要打破人們對於某些身體部位不能言說的禁忌。

文藝復興的權威史學家克羅寧 (Vincent Cronin, 1924— ) ，在經典之作「佛羅倫斯的文藝復興」 (The Florentine Renaissance) 中，就以人們對身體的態度來刻劃不同時代的性格。文藝復興與中古世紀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對身體的徹底解放。人體不再是需要遮掩的罪惡根源，卻是該被歌頌與歡慶的美好事物。米開蘭基羅的「大衛」，就極盡榮耀地示範了人體之美。

克羅寧更進一步地說，一個時代對於身體的態度，決定著它對待女性的方式。對人體處之態然的文藝復興時期，果真給了女性前所未有的社會地位與發展空間。而克羅寧的話語，也在原教主義復興的現代國家中，發出了令人寒戰的回音：對人體感到恐懼與不安的社會，必定先從女性下手，要求她們緊裹身體 (以免刺激男人的遐想)，並服從種種條規的綁束。

不同的文化，亦對人體表現出不同層次的緊張與態然。在法國不會牽動的一根眉毛的Grand Teton，卻會以它的英譯，絞緊美國的神經。那麼在「意義」統領一切的中國社會，相當的中譯名稱，又會激起什麼樣的反應呢？「波霸」也許可以用來戲稱吃喝的玩藝，要正式命名國家公園，卻是絕對上不了檯面的。

(世界周刊, 2009-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