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作,刊於7/19.20金山論壇> 一代巨星麥可傑克遜猝死,白宮一反常態,未用書面聲明立即表達哀悼,延遲至第二天,才由發言人吉布斯出面,轉述了歐巴馬的回應—「他當然是位精采絕倫的表演者﹝spectacular performer) 和音樂偶像(music icon)」;然後,吉布斯「突然」想起歐巴馬還告訴他說：「他 (麥可) 的一生,有些令人感傷和悲劇的面向。」(6/28 聯合報特派員張宗智/26日電)

可以理解何以白宮對此事的謹慎,與歐巴馬的遲疑。麥可傑克遜,這位能唱善舞又會寫歌填詞的天才,從80年代起,即叱吒全球樂壇,被譽為突破流行樂壇的黑白界線,傳奇的成就與貓王和披頭四並列。其受世界瞩目的程度遠遠高於歐巴馬上任以來曾聲明致哀的其他辭世名人,包括因自殺身亡,引起高度爭議的南韓前總統盧武鉉。

前披頭四主唱保羅麥卡尼稱麥可是一個「有顆溫柔心的 Boy Man 」, 這個在舞台上光芒萬丈,令歌迷痴癲的巨星,其「不男不女」的陰陽怪氣, 其拒絕長大的彼得潘行為,同時也魅惑了許多各領域的學者。探討「麥可現象」向來尤其是性心理學家,文化觀察者的最熱衷的題目之一。1992 年出版的《既得利益：反串與文化焦慮》(Vested Interests: Cross-Dressing and Cultural Anxiety)一書,堪稱最能指陳那股隱藏在淺薄流行文化裡的深層騷動。

佛洛伊德學派評論家嘉波( Marjorie Garber)在其著作中,談及麥可時說道：「舞台上的他,擦拭並緩和了男性和女性、年長與年輕, 甚至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界線—他內化了類別的危機…..而在內化的過程當中,也讓超越的新幻想變得可能。」她的最近一本著作《莎士比亞的代筆人》( Shakespeare’s Ghost Writers)  反覆談的也是那種混淆人類既定的規範類別,如幽靈般徘徊在物種邊緣,並刺激我們想像力的神秘控制力。麥可帶給世人的「驚悚」,除了他在音樂領域的橫溢天才外,更是他身體力行地不斷挑戰我們對「正常」的認知與忍受力。

嘉波指出,異性裝扮經由「展現類別的危機」來揭開關於性別的真相,它透露了那種「模糊的性別」被壓抑的隱藏恐懼,而這種恐懼本身即充滿了吸引力。她在書中引述了高萊特(Golette)的觀察：「發自一個性別不明,或經過掩飾的人身上的誘惑力是無以倫比的。」麥可模糊了性別面向,挑戰了我們對「女性」與「男性」的簡易二元觀念,他在舞台上公然「犯規」,顛覆文化二元論中一直以來企圖製造令人感到「安全與安心」的效果。他令我們不安—他散發一種陌生卻危險又刺激的誘惑力。

自我們一出生,性別就當毫無疑問地落入非男即女的框架,宗教的出現,更加強化了這種沒得商量的二元論。而我們死抱的「規範」,真的就是唯一的真理嗎？據統計「百分之六的美國人為異性裝扮癖,百分之一為變性」,這個聳人聽聞的數據似乎尚未包括那些尚不自知的游疑者。常久以來,我們被訓練認知的兩性美的標準是希臘米羅神像的女性美,與米開蘭基羅雕刻的大衛男性美,而這種對大多數人而言,無法企及的絕對神性美,其實是有違人類本性的。我們極力追求並維護的文化自體面向,摻雜了反自然的力道,這兩種悖離的反作力,令人類的生命充滿焦慮與憂鬱。

所有道家的信徒,都相信宇宙是由陰與陽兩股豐沛的力量在保持平衡,而人體不也是個微形的宇宙嗎？以這個東方讀者能認可的「常理」來思考嘉波這類西方學者的理論,就不覺得那麼聳動與突兀了。佛洛伊德派指出「我們最強烈的情色牽掛,在於對我們自身的類別」;因之,嘉波等學院派建議人們鬆動那種「激進與傾向決定論的身分認同形式」。也就是說,不必知道你自己是誰會比較真實,對心理也比較有益,滑過勝於定於一尊的知曉,轉換與漂浮優於停止與頓留。當所有被視為美德之事物,成為一種被堅持的戒規時,就很容易會召喚來「美德」的另一面向—黑暗與邪惡的反作力。縱觀人類的「文明史」,多在演繹著這種悖論。

法國哲學巨擘米歇爾‧傅柯所著 《古典時代瘋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Michel Foucault, 中譯/林志明) 一書裡,探索人類歷史中最隱晦,最被強制的黑暗歷史時,說道：「邪惡的某些面向具有感染力,像是一種醜聞力,使得任何公開都會使它無限增衍。唯有遺忘才能消除它。」(p.186 ) 瘋狂是種不被理性、道德、與秩序所容忍的罪惡,基於此種隱惡的心理,使得歐洲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的古典時期,瘋人院/監禁所林立。凡被認為「無理智者」均可毫無法律根據地被逮捕監禁,受到非人的待遇。因瘋子是獸,不是人。據說巴黎收容總署在一次的捕獵行動中,即渉及了近十分之一的人口。這種堅信某種主觀道德信條的「懲惡」本身,即是種瘋狂的罪行!而滋生此瘋狂二元論的歐洲,反諷地,卻也同時是文藝復興的理性故鄉。歐陸文明本身似乎自始即帶了種無法妥協,無法根治的瘋狂因子,在特殊的歷史轉折時,就會以不同的樣貌顯現。藉由檢視歐美社會對「麥可文化」的反應,我們仍可窺見那些自詡為引導潮流的菁英階級,對盛行於古典時期「二元化公義」模式變相的運作。

麥可形體的「異化」過程,既隱祕又公開透明地呈現在大眾眼前(狗仔隊居功厥偉),他自男童兌變成男人,成為人夫人父的途徑有別於我們對「正常」的認知。藉由他沉溺於整形的事實,人人皆可道出他有著極嚴重的自我認同危機。他的言行已符合了病理學對Dysmorphophobia (型態不佳恐懼症)者的描述：人感到自己很醜陋,身陷其中,貶低自己,在心中蘊釀恨意。許多人因此邁向自我毀滅之途,這也是青少年自殺的主因之一。麥可曾被譽為跨越了種族藩籬,,而他極端地改造膚色,去除所有黑人特徵,尤其是鼻子,的行動,的確衝破了黑白界線—-他成為無以界定的第三類別。他的驗屍報告,殘酷地描述了他的最後容顏—頭髮稀疏,鼻樑崩塌,骨瘦如柴— 一如外星生物。

閱聽人不斷地從媒體的明暗示裡,自以為寬容地,以俯視的角度,參與了麥可長達數十年的變異過程。媒體利用這個「瘋子」的「天才」,擴大了其型態不佳恐懼症的「展示性」。二十一世紀的大眾,在某種程度上,重演了傅柯《瘋狂史》裡描述十八世紀時,巴黎河左岸布爾喬亞的週日消遣：到瘋人院,交錢後—通常是一分錢—即可參觀瘋子的表演。前述的「隱惡」,很諷刺地,「被提升成演出,成為娛樂眾人的公共醜聞」(P.191)

以麥可的教育思想水平,他顯然無法有意識地成為一個能突破兩性二元論的劃時代「第三性偶像」,如嘉波之流的思想界菁英所願意塑造的。但,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媒體業者為了能滿足觀眾的自我優越感—我們才是正常的—便利地採擷了某些思想,如佛洛伊德派的學術糟粨,製造了「麥可文化」這個反人性的時代怪異悲劇。這齣戲絕非只憑麥可一人可以獨力完成的。

他的夢幻莊園,他的狎童,他在陽台擲嬰…..莫不被大肆報導,在譏諷,谴責,嘲笑的同時,媒體與學者又故作人道地灌輸大眾,將之描述為一個長不大的 Peter Pan, 一個「boy man」,賦予他任性狂為的特權。大多數人相信了導致麥可行為錯亂的根由,就是他曾受過父親的鞭打,及被剝奪的童年。他完全符合了佛洛伊徳學的心理解析,於是我們對他的沉淪,有了合理的悲憫。他父親的管教手段是否導致他心智只停留在十歲左右？有待商榷。有多少藝文界的奇葩天才,沒有過悲傷不幸的童年？而他藉由撻伐父親—父系社會的絕對目標,贏得了「自憐」的「權利」,卻是不容否認的。這個權利,有了專家學者的加持,與歌迷的同情,無限擴大;那個不斷被自我強化的自憐,因過多的財富,起了加乘作用。他如此深信自己是孤獨與不幸的。在脫離現實的夢幻王國裡,他是唯一的主宰,唯一的子民。他向外界展示他絕對權柄的方式,就是在自己的身體上,進行解構與重組,沉溺於自殘式的自我改造。大眾津津樂道他的異化,帶著些驚奇,噁心與惡意,然而,卻可同時熱愛著他的音樂。這個精神錯亂的瘋子,是個很會表演的天才;看完了,回到左岸的家,繼續過著男女有別,秩序井然的二元生活。

現代精神心理分析在鼓勵人認知自己的潛意識,甚至有時得經由催眠的方式來帶出回憶,是不是反而強化了那原應被遺忘的痛苦或誇張了其影響力？有些酸毒,不宜催吐,因會對食道腸胃造成二度或三度更嚴重的傷害。麥可的例子,值得反思。

精神心理學的蓬發,揭開了「瘋狂」的部分神秘面紗,使人在這喧騰的時代,可以展現自我,而不再動輒被標以反理性的標籤,甚至入罪。然而,心理學者,為求在學術上突破,常有未經試練的標新論點,糟糕的是,那種未成熟的理論,在被誤用誤導時,小至造成個體的傷害,大可至族群的整體滅絕。因為心的力量是可被暗示的,人的意志是可被導引的。

政客,商人控制的媒體機器,時刻莫不在企圖左右人心的走向。黑人常久以來即被宣傳為低劣的人種,成長在文化自卑裏的麥可,在其人生特殊的轉折點上,於是開始了其「異化」之路。從一個有著陽光笑容的健康小男孩,逐漸演化成一個類別模糊的幽靈, 流行文化的製造機器,難辭其咎。人性中的喜新厭舊,嗜血好腥,被冠飾以所謂的追求卓越,也是將一個天才逼向變異的主因。他必須向大眾證明他的不尋常。如果他曾有過角色認同危機(誰沒有過？),那麼當他不經意流露出不確定的姿態時,被一個好事的文字生產者—文化觀察評論家捕捉到了,大肆張揚了那姿態的獨特,這是否也成為了麥可將自己推向更極端變異的因素？他只有以更詭譎難辨的姿態,來挑戰先前的自己,符合大眾的期望,這也是掩飾內在創作泉源枯竭焦慮的一條捷徑吧？過重的聲名與財富,是種詛咒,他已無法回復自然人的輕盈。唯一能結束他悲劇面向的只有死神了。相信麥可不會是最後一個流行文化的犧牲,不多時,大眾又會把注意力轉投向下一個「偶像表演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