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蘇格拉底、耶穌、釋迦摩尼、穆罕默德可以算得上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幾位教師了。然而，他們之中卻沒有任何一位有自己纂寫的著作傳世，我們完全要仰賴門徒與弟子的記錄，才能一親其言行教化。所幸這些哲人生於不同的年代，不必面對今日學術界「不出版就走路」(publish or perish) 的壓力，否則，思想如此深邃的他們，也都難拿到可以安身立命的終身教職 (tenure)。

耶穌、釋迦摩尼、穆罕默德之無具體著作，有其情感上的解釋。著書立說倒底是一種俗世行徑，難與神聖掛鉤。既然成為宗教神明，他們也就必被側寫而不可直述，於是，有關他們的傳說、講話、行為與神蹟，由不同的門徒分別敘述，像法國印象派描繪光影的光點，凝聚並烘托出屬於宗教的飄渺與神祕。

孔子與蘇格拉底呢？這兩位雙足穩穩站立在人世的偉大思想家，為何不像其他哲學家那樣地致力著書立說，而留下汗牛充棟的著作？要不是有那些忠心的學生詳盡記錄，我們還真有完全不知他們存在的危險。反諷的是，這兩位引發出後世成千上萬哲學著作的「始作俑者」，自己卻絲毫不曾有提筆書寫的衝動。如果學生的記錄無誤，這兩人不僅不事書寫，甚至對書寫的行為有著某種程度的不信任。柏拉圖在〈裴德若斯篇〉 (Phaedrus) 裡就記載了蘇格拉底反對書寫的觀點，蘇格拉底認為在哲學議論上，書寫遠不如言談。孔子在〈論語〉第七篇，也開宗明義地說自己「述而不作」。

「述而不作」該做何解，至今仍然引起爭論，多數人都已接受大儒朱熹的說法，而認為孔子決心傳「述」古人思想「而不」致力創「作」，這說法強調孔老夫子的保守，也成為現代人批評儒家思想阻礙創意的根據。其實，孔子「述而不作」的「述」，不盡只能有「傳述」之意，亦可以解釋成「口述」，也就是蘇格拉底用以對立於書寫的言談，這不僅對應著蘇格拉底擇言談而棄書寫的偏好，亦見證了孔子與蘇格拉底兩人一生都堅持以「對話」表述思想的基本態度。

思考的目的既在批判與審察，故必時時重估常規律令，亦不可避免地會動搖──甚至摧毀──固有的標準與價值觀。思考成為建構與破壞的不斷循環，也常在哲學史上被比擬為摧枯拉朽的風暴。蘇格拉底討論哲學，喜用問答形式，以此對議題提出不止息的質詰，前一句對話中才建立的結論，又將在下一個問題的質疑下，搖搖欲墜。這是追求「真理」的必要過程，也是思考的本質。你來我往的對話，使思想不斷地運轉流動，白紙黑字的書寫，卻涷結了思想，並為思考過程畫上句號。對於致力追求真理的「純粹思考者」而言，書寫毋寧成為了一種「反思考」 的行為。

海德格也因此認為蘇格拉底是西方思想史中「最純粹的思考者」，他說：「蘇格拉底不事書寫。那些著書立說的人，其實是將自己從思考的過程中抽離，他們敵不過思考的強風而尋求庇護．．．．蘇格拉底以後的思想家，不論多麼偉大，也都只是這樣的避難者。他們把思想變成了文學。」

在這樣的語境裡觀看，孔子的「述而不作」，也就不必然是固守既有傳統的恣態，反而可視為是刻意地拒絕書寫、以使思考永遠活躍流動的企圖了。

在出版業蓬勃、書籍大量被製造的今日，我們所看到的，是與「述而不作」完全相反的文化走向。著書立說成為衡量個人智力與成就的唯一標準，出版不但是知識份子的焦慮，更是一般人處心積慮想達到的目標。美國某著名詩刊的編輯，就曾感嘆該刊物的投稿人數遠遠超過訂閱人數。在急於書寫的衝動裡，人們不僅停止閱讀，更早早地扼殺了充滿生機的思考過程。 世界周刊 (8-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