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原始人的思維》

by 賀昌申

 環境.影象.文化+ 建築 / 賀昌申 Kenneth Huo

September 16, 2009 01:26 PM | 86 觀看次數 | 0  | 1  |  |  | 文章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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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原始人的思維》

法蘭茲·鮑亞士（FranzBoas，1858年7月9日－1942年12月21日）²，或譯弗朗茨·博厄斯，是德國裔美國人類學家，現代人類學的先驅之一，享有「美國人類學之父」的名號³。如同許多當年的先驅者，他的學科訓練來自其他學科；他獲得物理學博士，並從事地理學的博士後研究。他將科學研究方法運用於人類文化與社會的研究，這個領域先前植基於圍繞著奇聞軼事的巨型理論論述⁴。

早年生活與教育

法蘭茲·鮑亞士生於德國北萊茵威斯伐倫州明登市。雖然他的祖父母是不折不扣的猶太人，其雙親卻如同大多數的德籍猶太人，依循著啟蒙時代的價值觀，其中包括同化於現代德國社會。鮑亞士對其猶太背景十分敏感，雖然他口頭上駁斥反猶太主義，並拒絕改信基督教，但他從不認同自己是猶太人；事實上，依據他的傳記作者所言：「他是一個『族群定義上』的德國人，在美國保存並提倡德國文化與價值」⁵。在一篇簡短自傳中，鮑亞士寫道：

我早年的思想背景來自一個德國家庭，其中1848年革命的理想是一股活躍動力。我的父親是自由主義者，但並不熱衷於公眾事務；我的母親是理想主義者，對公眾議題非常感興趣；他們在1854年於我的家鄉創立了幼稚園，致力於科學。我的父母砸碎了教條的枷鎖。我的父親對他父母親的家庭的禮儀，依然保持著一份情感，但並不允許這份情感影響他的知識自由。

鮑亞士從早年在明登市福祿貝爾（Froebel）幼稚園的經歷，到他在「文科中學」(Gymnasium)的學習中，接觸了博物學並對它產生了興趣。在他在「文科中學」的工作中，他最感興趣與自豪的是植物地理分佈研究。然而，在鮑亞士進入大學就讀後，起先在海德堡大學，後來到波昂大學──他在波昂加入BurschenschaftAlemannia兄弟會，並終身參與它的活動──他關注的卻是數學和物理學（儘管他也選修一些地理學課程）。他當時有意前往柏林學習物理學，但為了更親近家人而選擇基爾大學。在那裡他向卡思登(GustavKarsten)學習物理學。鮑亞士希望從事有關常態分佈的高斯定理的研究，而卡思登卻引導他研究水的光學特性。該研究成為他博士論文的基礎。

1881年，鮑亞士在基爾大學獲頒物理學博士學位。他對他的論文並不滿意，反而對他從事研究期間深感困擾的感知問題，產生了興趣。當鮑亞士在海德堡修習庫諾·費雪(KunoFischer)的美學課程時，以及在波昂修習首屈一指的康德主義哲學家班諾·厄德曼(BennoErdmann)的課程時，他已對康德學派思想產生興趣。這一興趣促使他轉向「精神物理學」，關注物理學之中的心理學和認識論問題的一門學問。他再度考慮前往柏林向赫爾曼·馮·亥姆霍茲學習精神物理學，但是精神物理學在當時的地位並不確定，而且鮑亞士並未受過心理學訓練。

畢業後的研究

巧合的是，提歐伯·費雪(TheobaldFischer)已移居到基爾，且鮑亞士已將地理學視為一條途徑，用以探索他對介於主觀經驗與客觀世界間的關係，所逐漸增長的興趣。在當時，德國地理學家們在討論文化變異的原因這個議題上，劃分為兩派。許多人主張，自然環境是主要決定因素；但其他人（特別是瑞特佐FriedrichRatzel）試圖證明，思想透過人類遷移而傳播是更重要的。1883年鮑亞士前往巴芬島從事地理學研究，探討自然環境對於當地因紐特人（Inuit）遷移的影響。這是鮑亞士的許多民族誌田野工作的第一個，他摘錄田野筆記，撰寫他第一本專著：《中央愛斯基摩人》（The Central Eskimo）(1888)。

鮑亞士與巴芬島的因紐特人共同生活並從事研究，而且他對於探討人們的生活方式，發展出終生的研究興趣。

鮑亞士記述，在北極圈冬季的永夜期間，他與旅行同伴迷路，被迫繼續駕著雪橇達26小時之久，穿越冰層、軟雪、以及降到零下四十六度的低溫。後來，他們安全到達一處遮蔽處休息，並從「飢寒交迫」中恢復過來。第二天，鮑亞士在他的信函日記中寫下：

我經常自問，我們的完善社會勝過於這些「野蠻人」的優點是什麼，而且發現，當我越是看到他們的風俗，越覺得我們沒有權利鄙視他們……。我們沒有權利因為他們的生活形式與迷信，在我們看來似乎相當可笑，而責怪他們。相對來說，我們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糟糕…⁶。

鮑亞士在同一封信繼續解釋：「因此，個人可為人類提供的所有貢獻，必須用在提倡事實」。鮑亞士被迫依賴不同的因紐特群體來取得所需的一切，從方位與食物到遮蔽處與友誼。這是艱困的一年，充滿著許多極大的困難，包括受到一次又一次的疾病、不信任、黑死病與危險等等的襲擊。鮑亞士成功探索了許多未曾調查的區域，並發現獨特的民族誌事實，但漫長冬季與寂寞的越過危險地形的長途跋涉，迫使他探索他的靈魂，為他做為科學家與公民的生命，找尋一個方向。

鮑亞士對於原住民社群的興趣，在他任職於柏林皇家民族學博物館時逐漸增長。他在柏林經過介紹而結識加拿大卑詩省Nuxálk民族的成員，這觸發他與太平洋西北海岸第一民族建立終生的關係。

他回到柏林以完成其研究，且在1886年（在Helmholtz的支持下）他成功地對其大學任教資格論文《巴芬陸地》（BaffinLand）進行答辯，並被任命為地理學「無薪大學教師」（privatdozent）。

當他在巴芬島時，他開始發展對於非西方文化研究的興趣。更進一步，1885年鮑亞士前往位於柏林的皇家民族學博物館，與體質人類學家魯道夫·菲爾紹和民族學家阿道夫·巴斯蒂安共同工作。在兩年前(1883年)，鮑亞士為了準備前往巴芬島探險，曾向菲爾紹學習解剖學。當時，菲爾紹捲入一場與他昔日學生恩斯特·海克爾之間對於演化的喧囂爭論。海克爾在閱讀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後，決定放棄他的醫生職業，改而研究比較解剖學，而且不遺餘力地在德國推廣達爾文思想。然而，如同其他大多數在1900年重新發現孟德爾遺傳學以及1918年現代綜合理論發展之前的自然科學家，菲爾紹感覺達爾文的理論是薄弱的，因為他們缺乏一套細胞突變性的理論。因此，菲爾紹偏愛拉馬克學派的演化模型。這一爭論在地理學家中引起共鳴。拉馬克論者相信環境力量可以促成有機體快速與持久的變化，該變化並沒有遺傳原因；因此拉馬克論者和環境決定論者時常發現他們處在爭論的同一方。

而鮑亞士與巴斯典更為密集地工作，後者以其對環境決定論的反感而著名。取而代之的，他試圖證明「人類心智一致性」，這是一個信念，所有的人類都具有相同的知識能力，以及所有文化都基於相同的基本心智法則。他試圖證明，習慣與信仰的變異是歷史偶然事件的結果。這一觀點呼應鮑亞士在巴芬島的經歷，並吸引他轉向人類學。

在皇家民族學博物館時，鮑亞士開始對太平洋西北海岸的美洲土著產生興趣，並且在他對大學任教資格論文進行答辯後，他經由美國紐約前往加拿大卑詩省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旅程。1887年1月，他在紐約獲得《科學》(Science)雜誌的助理編輯一職。鮑亞士遠離了在德國愈演愈烈的反猶太主義與國家主義，以及對地理學家而言極其有限的學術機會，他決定留在美國。

除了他在《科學》雜誌的編輯工作，鮑亞士在1888年還獲得了美國克拉克大學（ClarkUniversity）人類學講師「dozent」的職位。但鮑亞士在克拉克大學的機會有限，因為這所大學並未設立人類學系。而且，鮑亞士擔心大學校長斯坦利·霍爾對其研究的干涉。1892年，鮑亞士加入了大批其他克拉克大學教師的辭職行列，以抗議霍爾對學術自由的侵犯。鮑亞士此後於1893年被任命為芝加哥哥倫布紀念博覽會(World Columbian Exposition)人類學首席助理。

十九世紀末論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