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極端儀典化的社會。中國人所重視並喜愛的儀式及典禮，不僅編織出生活的質地，更超越了維護社會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有著近乎宗教與藝術的美感。

翻開《禮記》，涵蓋婚喪喜慶祭祀儀典的題目立現眼前，光是講喪禮的，就有九篇──「喪服」、「祭法」`「祭義」、「祭統」、「奔喪」、「問喪」等等。從什麼身份穿什麼衣服，如何哀哭，哀哭多久，都殷殷叮囑，簡直像一本舞蹈指南，鉅細靡遺地規劃著人與人之間進退合宜的舞步。

如果把這些儀典放在宗教的格局裡看，中國文化竟與天主教有著出人意料的相似處。繁複的儀典，一直是天主教極為重要的傳統，卻也是引發宗教革命的肇因。改革教派把這些繁文縟節，歸納到賣贖罪卷那類的腐敗裡，以做為天主教重形式輕精神的證據。他們更認為這些必由教會中介的儀式，是人神交流的障礙。所以在基督教體系中，除了沿襲英國國教的聖公會外，其他教派都揚棄了天主教冗長繁複的儀式，而走向素樸簡約。他們認為儀典是全然無用的形式與手勢。

對儀典的不同態度，是否也造成了兩派傳教士在中國的不同經驗？十六、七世紀到中國耶穌會士，如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人，似乎能輕易地打入中國的社會，並對中國科學的發展做出極大的貢獻。他們不但對中國朝廷三跪九叩的禮儀不以為意，更對中國人民膜拜祖先與本地神明的禮俗，極盡包容。相對之下，十九世紀之後進入中國的福音派傳教士，卻經歷了較為困難的文化衝突。他們對於中國的傳統禮儀，不僅有一份普遍的輕視，更對民間宗教「崇拜偶像」的「迷信」充滿了敵意。

當然還有儀典以外的原因。十九世紀西方傳教士對於中國的意義，早已超越了宗教的範疇。他們所代表的，是西方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所成就的船堅礮利。相對之下，中國的「傳統」 文化，也就「落後」無比了。持此態度的，也不只是西方的傳教士，更還有中國本土的菁英份子。在五四「德先生」與「賽先生」 的統領下，《禮記》所陳述的那類人倫規範，因為根本不能促進科學發展或社會進步，就只是該被掃除的封建餘緒。

在物質範疇裡追求「進步」，颶風似地吹襲著二十世紀的中國，在一心要趕上西方的急切裡，傳統文化一律被認為是妨礙進步的絆腳石。而這波「現代化」 的熱切，更不幸碰上了共產主義的唯物論，「世俗主義」(secularization)，於是強把所有「非科學」與「非物質」的訴求，壓抑到了人們心理的地下層。

但是，科學不論進步到什麼地步，人類依然有著對宗教與儀典的情感需要。傳說主張民主與現代化的胡適，初見溥儀時，竟然情不自禁地下跪行叩見之禮，彷彿那拂之不去的儀禮，已成了他身體的一部份。而文化大革命裡激烈的政治活動，又何嘗不是炙烈宗教情緒的轉形？人們跳著比彌撒規模更大的忠字舞，朝聖般地膜拜毛主席的聖相，更以勝過十字軍東征的狂熱，執行毛主席破壞一切的神旨。

康有為主張的君主立憲，也許有其智慧。在「君臣父子」層層堆疊的嚴謹制度裡，硬是拉下君主一環，毋寧是在人的情感上挖出一個空虛的大洞。即使制度改變，人們仍有擁立皇帝與自做皇帝的欲望，在台灣與大陸，我們不都經歷過「無名有實」的皇帝嗎？如像日本那樣保留人們在情感上需要的天皇，我們是否能免去某些歷史的傷痕？

封建社會裡的儀典，當然不是全然合理，也並非全部值得保存。然而，生活裡的儀式與典禮，卻為嚮往「歲月靜好」的中國人，點化出了光整動人的社會秩序，像張愛玲寫的：「『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官上馬定乾坤！』，思之令人落淚。」

(世界周刊, 2009-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