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姊當時在國民政府南京空軍第四醫院任職護士。1948年，醫院隨國民政府遷台。此時家人可以隨大姊以家屬身分遷台；又因姐夫是服役空軍，隔年也可搭乘軍機或者船艦赴台。但是母親為了顧守僅存祖產，竟讓一生付出巨大代價，真是始料未及！
母親當時想中國對日抗戰打了八年之久，國共內戰應該不會打太久吧！如果再去逃難，等戰亂結束回來時唯一的祖屋可能就沒有了。母親就決心和我留在南京看房子，就是這一念之間的決定，一家人痛苦分隔海峽兩岸30多年。
南京解放後，人民生活並不好，很多人沒事可做，更沒有飯吃。不少人因饑荒逃到南京，我家雖有房子，卻沒有人要承租，只能空置。共產黨對有國民黨人員的背景、有海外和台灣關係及宗教界人士偏見很深，打壓迫害十分厲害。這時也就體現了所謂「吃大戶」的共產作風。我家的第一張房屋捐、地產稅單是人民幣13萬多元。但房子長期空置，哪有錢繳稅呢？問收稅單位為何稅如此之多？竟答說：「國民黨時代就未繳納，現在要補交稅，人民政府不罰你們就已經很好了！」後來我私下查了收據，1947年、48年、49年均早已繳納。母親因此寫了陳述狀，要求減少賦稅，或允緩期。收稅單位不但不允許，更強制施壓要求來談判交稅，還特別設立稅捐催款人不時上門催討。當時我還年幼，沒有掙錢的能力；母親獨自出去一夜未歸，說是去找人借錢，原來是想去自殺，但為了年幼無助的我，又打消了念頭。後來只好借了高利貸來繳稅，可這是「銀不起利，房不起租」的高利貸。為了想盡辦法償還無止境的高利貸利息，她還不得不伸手向房客借錢張羅三餐，過著挖東牆補西牆的日子。
對日抗戰前，房客胡中珊租用祖父的店房開「黃山飯店」，雖曾付過承租押金，但叔父告之早已如約歸還。胡中珊知悉我們已沒有收執證明，解放後他因無業，就此誣告我們約定押金未還。昏庸法官竟判用「折實單位」歸還，甚至說「你有房子，就一定有錢。他甚麼都沒有，你們可以幫他一下啊」！但是事實上，我們的房子雖大，但是破舊待修，為了保護它，必須時常修理，一旦修理，又得借錢。母親這時已是債台高築，生活更加困窘。
母親原本是南京金陵大學畢業，精修數學、歷史和教育領域。她歷任教師數十年，並精通英語、馬來文。為了餬口謀生，她也去參加工人勞動就業登記，填了申請表格。雖然當時她的年齡並不算大，卻從未被通知面試過。我更因為「社會關係」和「歷史背景」，沒有學校可讀，更沒有機會工作，連相親都非常困難。
在不斷的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對工商業進行改造、反右和文革運動中，不少深受共產黨迫害者早已不在人世，許多人的房屋、生活資料、存款也被共產黨沒收。1958年，共產黨再次對私人房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我家出租的房屋被改造成「公有房」，原來自住的部分才算是私人擁有房。母親為了生活、還高利貸，全家擠入一間最小、最差的房間，並將好的房間租給人家，因此也被「共產」了。也有不少人就連自住房竟也被「共產」改造，用所謂對資本家的贖買政策發給少量定息。八年後，腥風血雨的文化革命大張旗鼓開始了。一但房主去房屋管理所拿「定息」，就立刻被羈押，先要作自我檢查，更要作交代，強逼放棄「定息」，才會放人回家。
接著更有不三不四的人，日日夜夜擅闖入我家窺看房子。「居民委員會」更當眾宣布，勒令我家十一國慶節必須搬家，不然就要將家中所有東西甩到大街上。為此我只好去看房子，房子大多破爛，要想住，還是要付錢，但不給修理。我向工作單位反映，人保幹事說：「是你媽有問題，我們不管這檔子事。」我又去找派出所，回答竟是雖承認我們有房屋產權，但是不能給我們住。天下那有這種道理？我再問所長誰叫我們搬家？答說是警備區，我前去找警備區單位，卻聽說說警備區並沒有叫我們搬家。我回頭再和派出所長理論，他就說我是在挑撥派出所和警備區的關係。
其實這是因為我們住的房子在地段和格局上均屬優質，一些當權人士想藉運動之機，用權勢來霸占民房。
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街坊鄰居看到我們人單勢弱，也來搶占我家的廚房，找了房管所的人砌一道牆，甚至將磚頭砌在爐灶上。內人阻攔被打傷，我家的燒飯灶也被拆掉。
1971年，在美國馬里蘭大學任教的姑媽到香港，順便寫了一封信給家母，僅是一般問候而已，信中寫寄上100港幣祝賀新年。當時母親已在「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學習，除了吃飯、睡覺、上廁所才能回家，她立即將來信交給派出所。戶籍員回答這是你的家信，仍將信歸還她。但之後卻要拿這封信做運動典型，除了要照本回信，並施加壓力必須在回信中說已經收到錢。其實母親並未收到100元港幣，但受不了周遭的壓力，就以一張紙條「人民幣40元已轉贈給地方辦福利事業」回信，這又有何錯？最後卻反遭誣為是「糖衣砲彈」企圖行賄戶籍員。有一天傍晚，天已黑，我看到派出所長和母親上三樓她的房間，未有開燈。我問有什麼事？他沒有回答。母親大概是拿了40元給所長，以免他再來找碴，但是母親在學習班上仍然遭到批鬥，寫檢查，而且無休無止。
「居民委員會」要辦食堂，就派人到我家拿鍋碗瓢盆等。想要鑄鐵煉鋼就來我家拆水管。更有一次，就直接拿家裡的鐵器。母親不允，就將母親打傷。我去派出所，警察竟說，此事你們態度不對，要以後自己注意，就此結案。當時母親已經80多歲了，還要強迫她掃馬路、挖河泥、作戰備磚。直到毛澤東死後，她的折磨才告暫停。但是我們一家已遭受了近30年形形色色、在人格上、精神上、身體上、物質上的高壓迫害和無情摧殘。母親因為長期受此重大迫害壓力，精神上已經不太正常了。
1976 年，我的三姐在美國申請中國探親獲准，才見到了闊別28年的母親和我。看到我們受盡折磨，立即去派出所為母親辦理申請到美國依親。
隨後我去公安局打聽辦理進度，公安局一再刁難，就是不允許，並說可叫海外子女長年寄錢和傳真相片回中國就好。公安局又說母親年歲已大，他們對她的身體安全要負責，所以不能批准。每次我去公安局前，就先寫好一份呈文報告，其數量之多已經可以裝訂成單行本書冊。後來我跟公安局說：「你們不放心我母親出國，那我也申請陪同照料，陪母親一同去美國。」公安局就改口說你媽能去，但你去不得。
美中建交後，因談判涉及人權問題，才迫使中國開放人民探親、移民。閘口一開，勢如洪水！人民會用腳來選擇他們的未來！我和母親及妻小才能來赴美與親人團聚。大姊夫說：「以為媽媽和我會隨後來台，結果竟是不來了。 」母親以為不走，可以保住祖上房子，因為一念之差，不但房子未保住，更是兩代人的悲劇。所幸的是，寶貴生命還未有丟失，親人最終得以團聚。
Post a Com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