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也正名乎！豬流感 (Swine Flu) 才在媒體中出現一個星期，就有了名字的困擾，美國政府與國際衛生組織 (WHO)，先後宣佈不再以「豬」掛名。美國總統歐巴瑪也在就職一百天的記者會上，正式啟用那個充滿化學氣味的名稱── "N1H1"。

這令人想起那些為「政治正確」而造的語言──矮子不能叫矮子，要叫「受高度挑戰者」(vertically challenged)，白痴也不是白痴，只是稍受智商挑戰而已。不過這次不把流感叫成豬，卻不是怕傷當事者的自尊心 (其實不用 pig，而用典雅的swine，已算是很給面子了)，據說，美國政府率先決定取消豬名，是擔心回教或猶太社區，會因「豬」的聯想，而對社區存在的病例隱藏不報 (是怕被指責偷吃豬肉？) 當然，最主要還是怕把「豬」和傳染病放在一處，會引起人們拒吃豬肉，而影響了豬農的業績。

對豬群而言，這「去豬化」的努力，並不見得全是好事。人們不因流感減吃豬肉，它們也就失去了暫逃屠刀的可能。但是，撇清和傳染病的關係，豬群卻可免去「禽流感」和「瘋牛病」時雞牛被殺得一隻不剩的命運。

當然，這也還要看它們是什麼國家的豬。比如，目前還沒有任何一個病例的埃及，竟然下令宰殺國內所有的豬隻，雖然科學證據顯示，此一病毒並無食物感染的先例。

為無辜被殺的埃及豬感到不平的，大有人在，只是聲音十分微弱。聯合國委婉地說埃及的決定是「一項真正的錯誤」，國際衛生組織，也只能希望以病毒的新名，來防止另一場類似的豬群屠殺。

國際人士心知肚明卻都不願點破的事實是，埃及政府的殺豬決定，其實牽扯到了宗教與文化，有著比流感更錯綜複雜的動機。

豬在回教文化裡本就是不潔之物，就算沒有豬流感，也是多數埃及人的眼中釘。回教徒不吃豬肉，埃及境內的三十幾萬頭豬，原是供給人口只占百分之十的少數基督教徒食用 (埃及的基督徒多屬東正教的傳統)。政客下令殺豬，不但大快人心地處罰了異教徒吃食豬肉的「野蠻行為」，更還製造了自己是在應對流感危機的印象，豈不是一石兩鳥的上上策？本著歷史經驗，埃及的豬農 (當然都是基督徒) 卻知道政府的這項決定，不過是以流感為名的另一場宗教迫害。埃及衛生部長原本答應豬農的賠償，卻在國會阻擾下不了了之。從務實的角度來看，埃及的殺豬舉動，除了暫時滿足人們一時的快感外，不但絲毫沒有增進自己對流感的防禦力，反而為埃及原本開明的國際形象開了倒車。

在危機中表現出種族與宗教偏見的，當然也不只有埃及人。中國政府也因強制隔離持墨西哥護照者，而引起爭議。依據國籍而不依據旅客所來地的公共政策，不僅是無知的表現，更有歧視墨西哥人的嫌疑。據報導，被監禁者中竟然包括了最近數月都未曾回到墨西哥境內的旅遊者。

美國人也好不到那裡，反移民人士，也以病例起自墨西哥為藉口，而把一切怪到移民頭上，好重新煽起仇視移民的火焰。

比其別的動物，豬似乎特容易被捲入人類混亂的政治。先不說女性主義把豬和大男人沙文主義掛鉤，而呼籲「殺豬」，台灣早期磨刀霍霍的「殺豬拔毛」運動，也只是因為豬與對岸敵人的姓氏同音，就莫名其妙地成為象徵朱德和毛澤東的圖騰。(因為同音而惹禍，好像是豬的宿命，明朝荒誕的正德皇帝朱厚照，也曾下令禁止養豬，以防殺豬 (朱) 吃豬事件的發生)。好在那時台灣普遍貧窮，憑白殺掉一頭豬，是太昂貴的犧牲，「殺豬拔毛」的激奮也只能像女性運動的口誅筆伐一樣，在文字與海報上做血淋淋的宣洩。否則台灣豬不也要和埃及豬一樣，都成了政治的祭品？

英國小說家喬治歐維爾 (George Orwell) 政治寓言小說《動物庄園》 (Animal Farm) ，也用自以為是的豬做主角，並讓它們在書中說出了政治虛偽的本質：「在民主制度裡，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只是有些動物要比另外的動物更平等些。」埃及、中國、美國都紛紛為這句話做了示範。

羅密歐與茱麗葉兩家世仇，兩位情人礙於名姓而不能結合。莎士比亞透過茱麗葉之口說過：『名字包含了什麼呢？玫瑰就算用了別的名字，聞來不也同樣馨香？』

莎翁之言只能存在於理想國，在人世裡，名字不但能操持生殺大權，也影響著人們聞香的能力。像豬這種原本聰明乾淨的動物，不就在以玩弄名字與象徵的政治遊戲中，一次又一次地成為群起殺戮的對象？

(世界周刊, 2009-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