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在文章中說，他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服務5年，解放軍的主要職責是：「保護人民及為人民服務」。所以，當他在電視上看到解放軍坦克車開進天安門廣場，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時，受到的震撼之大，讓他的心情久久無法平息。
1956年出生於中國遼寧省、本名金雲飛的哈金。1985年以「公派自費」身分，攜帶太太及獨子來美留學。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時，他已經獲得美國文學碩士學位，正準備束裝返國，到山東大學任教。
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他的朋友還信心滿滿地向他保証說，不出一年，共產黨一定會為這件血腥鎮壓事件「承認錯誤」。哈金可沒這麼樂觀，他作了留在美國的決定，並且開始思考以「英文」寫作。
儘管寫作的題材離不了中國，且中文才是他的母語。哈金思考了將近一年，才下定決心，追隨波蘭裔的作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 和俄國裔作家納波科夫(Vladimir Nabokov)所走的道路，即捨棄自己的母語，改以英文寫作。這兩位作家後來在歐美文壇都大放異彩，文學成就非凡。
哈金自己明白，用非母語寫作，很可能失敗。但，如用中文寫作，讀者一定是中國人，作品必須在中國出版。而中國官方對出版品的審查制度，將使他的作品內容無法保持完整性。既然決定留在美國，他就別無選擇，只能用英文寫作。
有些中國人認為哈金用英文寫作，像是某種形式對中國的「背叛」。哈金認為，「忠誠」是「雙向道」的。他才覺得被中國背叛了，這個國家竟然以血腥手段鎮壓它的人民。況且，藝術家在中國也沒有創作的自由。他的作品因為真實反映中國的社會現象，其中大部分都無法在中國出版。
1989年6月4日這一天發生的事，迫使他走上了以英文寫作的孤獨道路。共產黨血腥鎮壓人民的記憶，至今仍讓他感到心痛，用英文寫作已成為他一種「奮鬥」。哈金提醒自己，康拉德和納波科夫兩位作家用英文寫作，最終使得他們的文學成就，遠遠超越了他們的語言。哈金說，如果他的作品是好的、是有意義的，那麼，對中國人來說，也應該是有價值的！
哈金20歲才開始學英文，他說，當初因為想讀外國小說才跟著收音機學，進黑龍江大學之前，「還沒有聽過一個活人說英文」；而他來美留學的第三年，即攻讀「美國文學」，英文成為他主要的語言。
1996年，哈金首部英文短篇小說集「好兵」 (Ocean of Words)，以簡樸的風格，平易的美感，贏得了「美國筆會海明威小說創作首獎」；97年第二部以描寫中國農村故事為主的短篇小說集「紅旗下」 (Under The Red Flag)( 台灣譯作「光天化日」 )，榮獲美國「奧康諾小說獎」；99年第二部長篇小說「等待」 (Waiting) ，更上一層樓，奪得「美國國家書卷獎」，及2000年美國筆會的「福克納小說獎」。自此，「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哈金，在英文寫作的文壇中，已佔有一席之地。「等待」一書，全球有德、法、日、匈牙利及中文等 20多種譯文；另一本著作「新郎」，也有十種譯文。最近的作品是：「自由人生」(A Free Life)，是他首部以「美國經驗」為題材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