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用的皮包有兩條肩帶，平日單肩掛著做隨身包，雙肩並掛起來，還形似年輕學子上學登山用的背包。我特愛這個包包，不是為了它青春聯想的設計，而是為了它內裡清爽有序的「隔間」，使各種日用卡片得以「男有分女有歸」地安居其中。

沒想到的是，這隻實用的「仿背包」皮包，卻接二連三地在本地的美術館裡，為我招惹出啼笑皆非的麻煩。

頭次發生時，我正站在一幅表現主義的抽象畫前，為了看清畫家的筆觸而湊前，勾在右肩的皮包因前傾而下滑，並左右來回晃動，我索性把左手穿入另一肩帶，好將包包穩固在背上。一名威嚴的女警卻快速地向我走來。我本能地後退，以為是太接近圖畫。她卻一步未停地直抵我的身邊，指著我的肩膀說：「背包不能帶進館內，必須寄放在進門的衣帽間裡。」

我極端不悅，皺緊眉頭問她：「進門時，為什麼沒有人告訴我要寄放在衣帽間？」

「妳進來時背的是皮包，皮包可以帶進美術館。」 她說。

嗯？我一頭霧水，謙卑地問道：「妳的問題倒底在那裡？」

「兩條肩帶背的是背包，妳進館時是皮包，可以帶進館內，背包就要放在衣帽間。」 她大氣不喘地做下宣判。

我不可置信地望著她，半笑著說：「是同一個包包欸！一個肩帶背，是這個包包，兩個肩帶背，還是這個包包，包包沒變，包包裝的東西，也沒變，為什麼一個可以帶進來，一個不准帶進來？」

她嫌惡地別過頭去，不明白我為什麼這樣難纏。僵持幾秒後，我決定投降，為這樣一個可笑的規定而破壞看畫的興緻，太不值得。我於是戲劇性地扯下左邊的肩帶，讓那從背包搖身變回的皮包，再度小鳥依人地斜倚在我的右肩。攤開雙手，任她檢視。她看了一眼，十分滿意地說：「很好，謝謝合作，請繼續看畫！」

還以為是自己倒楣，正巧碰上了一個不知變通又過份盡責的館警。其實不然。幾個星期後，我又在看畫的專注裡忘神地把第二條肩帶掛上了自己的左肩。幾乎是立即的，我又看到了一名向我疾行而來的警衛，這次是個高瘦的中年男人。有了前車之鑑，在他離我尚有數步之時，我已像魔術師一樣，把有罪的背包變成了無辜的皮包。他驚訝地止步，臉上現出的半個微笑，停留在威風轉為尷尬的中間點上。

從此，這隻背包皮包，為我提供著上美術館的餘興活動，用之測試工作人員的警覺性，或是刺激正打著瞌睡的館警。我的成功率十分驚人。十之八九，皮包換成背包的幾秒鐘內，必會有人出現，上前檢舉。

同一個包包，因為肩背的方式不同，而有了可信與可疑的兩極命運，這是官僚規章荒謬的核心。官僚規章不但不必有令人信服的邏輯或理由，更不必思考事體的本質與因果。比方，機場安全檢查規定洗髮精一類的液體，不能超過三個盎司，三盎司的小瓶也必須放在透明的塑膠袋內，否則一律沒收丟棄。三盎司以上的液體也許比三盎司以下的液體，有較大製造炸藥的潛力，但是小瓶是否放在一只塑膠袋裡，難道會是能否成為武器的關鍵？

肩帶的數量與透明塑膠袋的有無，雖然無改物件的本質，卻改變了它們在官僚規章裡的結局與下場。

至於那些矢勤矢勇地偵察人們披掛皮包方式的工作人員，他們以夙夜匪懈的精神所檢舉出的背包，倒底防患了幾起美術館的偷竊案，也根本不是官僚系統裡的議題。「有理說不清」與「不明究理」既是官僚規章的本質，多數人也只有認命地接受這胡亂指鹿為馬或指馬為鹿的任意性了。

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咬住舌頭的忍氣吞聲，卻能神不知鬼不覺地浸蝕到生活的其他部門。因為我們都知道，以形式定奪本質，也並不是官僚體系才有的心態與習性。

(世界周刊, 2009-6-14)